1950年，大悟县逮捕了1名伪保长甘元景，他言之凿凿讲：“我当过红军的师政委，你们不能毙了我。”为了求证，大悟县写了详细材料，递交到孝感军分区。军分区司令罗厚福查阅后，指示：“将他遣返原籍务农。” 这个决定在当时绝对算得上“反常”。一个国民党时期的保长，按政策本该严惩，结果因为一句“我当过红军师政委”就放人？罗厚福的批示看似简单，背后却是对人性复杂性的无奈妥协。 甘元景的经历像一部跌宕的悲喜剧。他确实是红军的“老资格”，1930年就当过鄂豫皖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地位比后来的徐向前元帅还高。可命运偏偏爱开玩笑，张国焘的“肃反”让他丢了官，西路军战败又让他成了俘虏。1938年国共合作，国民党放了他，但回乡后的日子更憋屈——新四军找他抗日，他当过豫南指挥部参谋长；中原突围时组织让他隐蔽，他却因“名声太大”被迫向国民党自首，成了保长。 有人说他是“墙头草”，但仔细想想，他哪有什么选择？躲山里吃野果活命，下山就被特务堵门；不写自首书，家人性命难保。当保长的几年，他没血债，甚至偷偷帮过乡亲。可这些细节在1950年的“镇反”浪潮里，谁在乎？要不是罗厚福念旧情，他早成了枪下冤魂。 批判点来了：历史评价一个人，到底该看“立场”还是看“人性”？甘元景的悲剧，恰恰是时代对个体的碾压。他犯过错，但那是乱世里的苟活；他有过功，却因一次妥协被钉上耻辱柱。更讽刺的是，1952年土改复查时，这个曾指挥千军万马的人，因为害怕再坐牢，竟用一根绳子结束了生命。 徐向前听说他自杀后叹息不已。或许元帅明白：有些人不是不坚定，而是被命运逼到了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