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是怎样借词抒情言志的？从他的诗词中，探寻其创作灵感 在借词抒情言志的创作中，东坡词在形式与内容方面的叙事介入均有迥异于前人之处。 正文文本之外的词序与正文的虚实相生、文本之内的用典隐喻叙事，以及借意境塑造而实现的诗意叙事等创作手段，共同构成了东坡词独特的叙事艺术，在开启宋词叙事新形式的同时，对“诗化之词”的叙事发展具有范式意义。 词中用序，最早始于北宋张先，及至苏轼发扬光大。词序的主要功能是叙事，当词人觉得词调或词题之叙事尚不尽意时，便将词题延展为词序，以交代、说明有关这首词的一些本事或写作缘起、背景、体例、方法等等。 苏轼的很多词作都有词序，他“以诗为词”的一个重要美学特征，便是使词如诗歌一般，可以创造出雄浑高健的抒情境界，这种境界的塑造如果能在正文之前有所铺垫，正文情感的抒发便能更为顺畅，有所依托。 词序与正文在虚实相生间完成对事件的勾勒，词序既能对正文所涉事件起到补充说明的效果，从自身文体特征来看，亦有提前向读者暗示词作情感指向，为抒情造势的作用。 词体因受文本长度、抒情需要等诸多限制，想要完整展现叙事要素，必然会削弱词境的创造与词心的抒写。正因如此，词中正文叙事与传统叙事类文体的叙事不同，而词序的使用很好地弥补了词体在叙事方面的这一局限。 纵观东坡词词序，很多词序带有明显的散文特质。由于词序长度灵活，不受押韵限制，故而在对正文文本中不易牵扯到的叙事要素进行补充说明时，便显得更加灵活自如。词序的使用是苏轼“以诗为词”创作理念的一次伟大实践。 宋代以前，唐代诗歌中的序文已经发展的相当完备，序文与正文的韵散结合使抒情与叙事呈现出既融合又分离的趋势。其融合在于序文的插入增加了诗歌的抒情强度，为诗人表情达意做下充足铺垫，其分离在于很多诗歌的序文更像是一篇独立的散文，承担独立叙事功能。 序文与诗歌互为观照的写作方式被苏轼借鉴到词作中，形成了东坡词借序文叙事而辅助正文抒情的艺术风貌，这也是宋词叙事艺术的一大突破。 东坡词词序中部分内容带有客观叙事的特点，词人在词序中或是交代创作缘由，或是介绍词作的时间、地点及有关人物，不带任何情感色彩，但却与正文虚实相生，互为照应。 词序只是单纯介绍事件发生背景，并未掺杂任何情感色彩，是典型的实写。而正文中，景中有事，一虚一实，意为还未准备好乐曲迎接太守的到来，而两位县令的游船已经飘在水上，与词序“太守未来，两县令先在”呼应，是对词序的进一步深化。 但与词序相比，同述一事，正文中两句则带有鲜明的游戏、调侃意味，比词序的单纯叙述情感色彩更加浓郁。“双凫”为借汉代王乔为县令时化作野鸭定期飞到京都朝见天子之典，在此比喻两位县令，便使词人与同僚相得甚欢的场面跃然纸上。 此词中，词序既是正文叙事的补充、铺垫，同时又与正文相互映照，让这一叙事片段画面感极强，为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同时，也使此番游赏别具一格。 纵观东坡词词序，大多起到交代作品创作缘起以及词作主题、内容的作用，词序强烈的叙事意味对读者深入了解词作起到重要的指引、提示作用。 东坡词序有长有短，内容或复杂或简单，这种散文式的写作方式与词之正文相互配合。 词序的使用既没有冲淡词体正文的抒情性，反而进一步开拓了正文的抒情空间，对正文的情感指向有重要的暗示作用。 东坡词词序中有很多看似不带任何情感色彩，单纯记叙说明创作缘起的序文，实际却对正文创作起到重要补充，并暗示着词作的情感指向。 如名作《定风波》此段词序虽然简短，但叙事容量却十分充足，不仅包含时间、地点、人物等基本叙事要素，且因雨而导致同行狼狈，唯有词人自己不以为意，最后天气转晴这一创作缘起，词人也用简单的线性结构方式加以介绍。 词序的意义不仅在于补充说明正文叙事内容、交代创作缘起，同时也向读者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有一例外情况，那就是词人自己“独不觉”，这种面对意外状况仍能不以为意的心理状态恰好起到暗示了正文“乐观旷达心态的效果。 再如《虞美人》，词序以叙事口吻，简单交代创作缘起。序中有一值得关注的现象———词人指出，本词作于陈述古任期将满，即将离任之际宴请友人的宴会之上。 有这样一个背景作铺垫，自然会引出参加宴会之人的“别情”，而词作正文，更是直接表现苏轼对与友人即将分别的惋惜与惆怅。词序的叙事性质与正文抒情互为照应，也就是说词序叙事暗含正文情感主题，并为抒情张本。 总结： 词序与正文韵散结合、虚实相生的创作手段最大限度地扩展了词体的叙事张力。 若无词序存在，宋词中很多作品叙事特征并不明显，而词序与词作正文的结合有效地增强了正文所涉本事，对读者更好理解作品本身的思想内涵起到一定辅助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