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老太太蹲在鱼贩子水池前望着鱼，蹲了一下午。 鱼贩子好奇地问：“你看了一下午了，要买还是不要买？ ”

老太太说：“买。 ”

鱼贩子说：“那你为啥光是看呢？ ”

老太太指了指旁边的牌子说：“活鱼6块一斤，死鱼2块一斤。 ” 老太太又指了指鱼说：“我在等你这鱼断气。

这就是著名的“等鱼死”现象。它也是某种生存策略的隐喻：当大环境不好时，企业或个人往往会选择"苟活"，同时等待其他竞争对手因为资金链断裂、经营不善等原因先出局，这样自己就可以占据更大的市场份额，获得更多的利益。“

而其实，“等鱼死”的策略不仅出现在商战中，也出现在权力的竞技场上。苏联的权力竞争与官员晋升就充满了“等鱼死”的意味。为了让竞争者出局，苏联的官员们练就了一身“等鱼死”的本领，熬资历、熬年限，是其中最直观的体现。在这场充满算计的“持久战”中，有人靠“熬” 字诀一点点耗掉竞争对手，有人则揣着耐心 “等鱼死”，等权力格局里的“大鱼” 退场，然后自己顺势上位。令人惊诧的是，这套生存策略在苏联体制下普遍而成功：“你不需要比别人强，你只需要活得比别人久”。

“熬出来”的总书记：体制晋升的显性“潜规则”

1985年3月10日，73岁的契尔年科停止了呼吸，此时距他上任苏共总书记才13个月。这位苏联历史上最年迈虚弱的总书记，有缘最高权力，与其资历关联甚深。而契尔年科的职业生涯，是苏联官员“熬资历”晋升模式的极致体现。

契尔年科不是革命元老，也不是战时英雄，更与理论旗手身份无关。斯大林的铁腕、赫鲁晓夫的胆识，甚至勃列日涅夫的地方背景，契尔年科统统没有。但与同时代的竞争者相比，契尔年科却有非同一般的“资历”：他是“最老的候补委员”，且“服务时间最长”。

1911年，契尔年科出生于西伯利亚一个农民家庭，早年做过农技员、地方报纸编辑。1930年代加入联共（布）后，他始终在体制的中下层缓慢爬行。二战期间，契尔年科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地区负责宣传工作，既未上前线，也未参与重大决策。战后，他兼任摩尔达维亚宣传鼓动部的工作。直到这个时候，契尔年科的名字也没有出现在重要政策文件的署名栏，更不用说在工业、军事或外交领域建立过突出功绩。

然而，从1950年代到1980年代，契尔年科的职务却像钟表一样精准地逐年上升。1956年，契尔年科调往莫斯科党中央工作，这是契尔年科人生中的重要一步。在这里，契尔年科远离公众视线，不需承担具体政策后果，只需按时出席例会、起草文件、记录决议。可以说，这是一个“熬资历”的理想位置。也是在这里，契尔年科一待就是二十年，期间职位虽不断上升，但他的工作内容仍然极少被公开。有档案显示，契尔年科经手的文件从不越界，从不提出独立意见，却总能“准确领会领导意图”。

这种“不越界”的风格，正是苏式体制最被欣赏的品质。1964 年，赫鲁晓夫被赶下台，权力重新洗牌。而契尔年科因为“资历够老、没敌人”，反倒受到提拔（总务部部长）。当时和契尔年科竞争这个职位的，还有波诺马廖夫。而波诺马廖夫不仅懂外语，更去过多国考察，能力远在契尔年科之上。不过，波诺马廖夫却曾公开支持赫鲁晓夫的农业改革，被勃列日涅夫视为 “不稳定因素”。而契尔年科抓住这一点，在勃列日涅夫面前从不提“改革” 二字，只强调“维护党的团结”。结果，契尔年科顺利上位。

1965年，勃列日涅夫汲取赫鲁晓夫的教训，推行“干部稳定化”政策，明确反对频繁调动和破格提拔：“我们需要的是可靠的干部，而不是‘天才’。天才容易出问题。”于是，在这样政策下，地方党委书记平均任职时间从4年延长到12年。

契尔年科作为“可靠的干部”，于1971年进入苏共中央书记处。他从不参与派系斗争，也不在公开场合表达立场。他的工作哲学极为简单：上级说什么，他就记什么；上级批什么，他就办什么。曾经有人形容契尔年科“就像一台精密的复印机，从不走样”。

1978年，67岁的契尔年科被正式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此时他已身体虚弱，常年吸烟让肺功能严重受损。但没人质疑契尔年科的资格：39年党龄，经历了五任总书记，参加过21次党代会，是党内“活化石”级的人物。

1984年2月，安德罗波夫去世，接班问题浮现。时任莫斯科市委书记格里申、克格勃主席切布里科夫、外交部长葛罗米柯等都是更年轻、更有能力的候选人。但最终，政治局投票选择了契尔年科。原因很简单：他是“最老的候补委员”，且“服务时间最长”。这让葛罗米柯不无牢骚式地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不是在选最强的人，而是在确认谁该轮到了。”

葛罗米柯的牢骚抱怨不无道理，但契尔年科的地位却也是“合法”存在。在契尔年科身后，是一整套支撑这种晋升逻辑的机制，而“熬资历”无疑是其中最为显性的“潜规则”。契尔年科“等到了鱼死”。

“熬出来”的地方干部：苏联体制的平庸者依赖

苏联的官员晋升，党龄与职务年限具有刚性权重，是量化考核的重要指标。如，地方干部晋升到州级，通常需至少15年党龄与10年管理经验。而进入中央，往往需25年以上资历。至于能力评估，则可以“政治可靠”“群众关系好”等套话来代替，并没有人真正细究。与此同时，在同一梯队中，谁先谁后，往往按进入名单的时间排序。

于是，在缺乏公开竞争和问责机制的体制下，上级提拔下属，首要考虑的不是“能力”，而是“安全不惹事”。而能“熬资历”的老干部，其政治立场固化，人际关系稳定，是安全提拔的最优选择。相反，能力强但资历浅的人，被视为“不确定因素”。

这种“资历”上位规则并非明文规定，却在实践中被严格执行。地方干部对此心知肚明。一位曾在摩尔多瓦共产党组织部工作过的退休官员回忆：“我们每年年底都要填一张‘干部成长表’，列明大家的入党几年、任副职几年、正职几年、受过几次表彰。升迁不是看你干了什么，而是看‘时间到了没有’”。

库纳耶夫是“熬资历”的典范。他于1912年生，1936 年毕业后进入巴尔喀什湖地区的工矿企业工作，入党后逐步晋升为总工程师、矿长和矿务局局长。1942 年，年仅 30 岁的库纳耶夫当上了哈萨克共和国部长会议副主席，在这个岗位上他一干就是十年。1952 年，库纳耶夫转任哈萨克共和国科学院院长，在此期间他积累了学术领域的威望。1955 年，库纳耶夫升任哈萨克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1964 年 12 月，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库纳耶夫任哈萨克共产党第一书记。此后他主政哈萨克斯坦长达二十年，直到1986年被戈尔巴乔夫撤换。

在库纳耶夫的治下，阿拉木图工业结构老化，农业依赖国家补贴，民族矛盾暗流涌动。但库纳耶夫却深谙体制规则：每年准时赴莫斯科参加党代会，从不缺席政治局扩大会议，对勃列日涅夫极为恭顺，甚至在公开讲话中称其为“我们时代的列宁”。库纳耶夫还擅长经营关系。每逢政治局委员生日，必派人送特产；而对中央干部巡视团，接待规格从不低于“国宾级”。

正因如此，尽管他年过七旬、行动迟缓，却始终稳坐第一把交椅。1984年，苏共曾考虑调他回莫斯科任部长会议副主席（副职），但他以“健康尚可，愿继续为边疆建设服务”为由婉拒，实则是不愿降级。之后，库纳耶夫在地方一把手位置上“熬”到了最后一刻。

而除了党政机关外，在苏联的国营企业、科研院所中，“熬资历”同样是晋升的主轴。一位莫斯科机械厂的老工人曾回忆：“我们厂长换了五任，每一任都是从副职‘熬’上来的。谁最有本事？谁最能喝酒、最会写汇报、最听党委书记的话，谁就升得快”。苏联著名的物理学家卡皮察曾抱怨：“我提名一位35岁的青年学者当研究所所长，上级回复说，‘他连副所长都没当过，怎么直接升正职？’可问题是，副所长位置一直被一个68岁的老同志占着，他连最新期刊都不看”。

在1980年代的苏联，类似的“熬资历”式干部遍布各州。他们未必腐败，也未必懒惰，但他们共同的特点是：规避风险、服从程序、重视关系、轻视创新。他们不推动改革，因为改革意味着变动；他们不提拔新人，因为新人可能威胁自己的位置。

当“熬死竞争者” 成生存法则

如今看来，“熬资历”“等鱼死”，这种 “熬死竞争者” 的晋升模式，本质上是一种在高压政治环境下衍生出的生存策略。而这种体制的根源，深植于苏联的政治结构。苏联从列宁时期开始，就没有为领导人更替留下清晰的规则，导致每次权力交接时，都没有明确的依据来确定接班人选。

一方面，“干部名册制” 让官员们只能 “熬资历”。“干部名册制”，其实就是“上级圈定名单，下级排队等待”。比如一个官员要想进政治局，必须先在地方党委任职 5 年以上，再进中央部门当副手 3 年，还要得到至少两位政治局委员的推荐。这种制度下，“时间” 成了硬标杆。哪怕你能力再强，只要资历不够，就只能等着。而那些能力一般但资历够老的人，反而能 “熬” 走年轻的竞争对手。

另一方面，对“政治忠诚”的强调，让官员们往往“熬”待时机。于是，“会不会做事” 不重要，“会不会站队” 才重要。安德罗波夫如果不是靠“帮勃列日涅夫维稳” 赢得信任，根本不可能从克格勃主席升任总书记；契尔年科如果不是靠“对勃列日涅夫绝对服从”，也不可能熬到政治局委员。相反，那些有能力但 “不会站队” 的官员，比如赫鲁晓夫时期的改革派官员，大多被 “熬” 出了权力圈。

毫无疑问，这样的机制虽然保障了短期稳定，但却也牺牲了长期活力。一位曾在苏联外贸部工作的官员回忆：“我们讨论计算机管理系统时，一位副部长说，‘列宁时代没有电脑，不也把国家建设好了？’这种思维，正是长期‘熬资历’培养出的保守主义。”

而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曾试图打破这一局面，推行“干部更新”，但阻力巨大。1987年苏联科学院院士阿列克谢·阿巴尔金被戈尔巴乔夫任命为经济改革顾问，却遭到政治局利加乔夫等多数成员以“资历不足”为由抵制，导致阿巴尔金无法参与核心决策，建议常被搁置。

这种“熬资历”文化，也最终导致整个官僚体系陷入“逆向淘汰”。有能力者因急于表现而被视为“不安分”，被边缘化；平庸者因循规蹈矩而稳步上升。不过，真正危险的，却是那种“无功无过”的普遍状态。一位在苏联国家计委工作的经济学家曾写道：“我们开会时，最怕有人提新方案。因为一旦试行失败，提方案的人倒霉；但若成功，功劳归上级。久而久之，大家只做两件事：抄文件，等退休”。

而“等鱼死”“熬资历”其实也最终成为苏联体制的慢性毒药。当干部的晋升之路极少由能力或业绩决定，那么大家就开启一场漫长、沉默、按部就班的“排队”。在漫长的排队中，只有把对手一个个熬走，才能轮到自己。这种静默的淘汰术，是体制默许的生存策略，也是比阴谋更有效、比腐败更普遍的上升路径。它保障了表面稳定，只是却扼杀了新陈代谢。当整个官僚体系都按年头排队时，创新被视作冒进，批评被视作不忠，变革被视作风险。于是，体制也终于走向了自己的僵化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