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拟定开国上将名单里，原志愿军第9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王建安名列前位，而最后下来的55名上将名单里，王建安的名字竟然没有在上面。 王建安这个人，1908年10月12日出生在湖北红安县一个穷苦农民家，原名王见安。小时候家里穷得叮当响，他给地主打短工，还偷偷学了点字，背些书啥的。1924年他投了吴佩孚的军队，当兵混口饭吃，后来吴佩孚败了，他就回家参加民团。1927年，黄麻起义爆发，他直接加入了共产党，从基层战士干起。那时候起义队伍里，他是个小班长，跟着大部队打游击，逐步升上去。 参加革命后，他很快就担任红三十军第八十八师的政治委员，负责部队思想工作和组织纪律。土地革命时期，他带队在鄂豫皖苏区转战，指挥过多次反围剿战斗，部队在国民党军层层包围下突围，他负责协调后勤和战士动员，确保大家不掉队。1932年，他升为红四军政治委员，那时候红军主力转移，他留在根据地坚持斗争，组织地方武装对抗敌人清剿。长征开始前，他率部护送主力北上，自己带小分队在后方牵制国民党军。抗日战争打响后，王建安调到八路军，在山东纵队当副司令员。他领导部队开辟鲁中根据地，破坏日军交通线，扩大抗日武装。 1943年，他升为山东军区副司令员，指挥反扫荡作战，部队在敌后游击，打击伪军据点，保护群众生产。那段时间，他组织了多次小规模战斗，逐步壮大力量，到抗战胜利时，山东解放区已经很稳固了。解放战争一开打，王建安担任华东野战军第九纵队司令员，带队参加淮海战役。那场战役是关键，他指挥部队包围国民党军主力，协调炮火支援和步兵冲锋，歼灭了不少敌军。接着是渡江战役，他率部从长江北岸强渡，登陆后迅速扩大桥头堡，为大部队南下铺路。上海战役时，他指挥第七兵团攻城，部队从郊区推进到市区，逐街逐巷清剿残敌。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王建安继续在军中任职。1950年抗美援朝爆发，他被任命为志愿军第九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率部入朝作战。那时候朝鲜天气冷得要命，部队在长津湖地区阻击美军，他组织夏季攻势，指挥部队发起反击，获得朝鲜一级国旗勋章。但在战场上，他突然病倒，高血压发作严重，只能回国治疗。在青岛疗养了好一阵，身体才慢慢恢复。1952年军队评级时，他被定为正兵团级干部，职务和贡献都够得上高级将领标准。 名单变动这事，得从1955年评衔说起。那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大规模评定军衔，上将标准主要是看资历、战功和职务，正兵团级以上基本都能上。王建安当时资历深，战功多，从红军时期到抗美援朝，指挥大军作战的经验丰富，在初步拟定名单里位置还挺前，按道理完全够格。评衔小组收集材料时，他的档案详细记录了从1927年入党起的贡献，包括参加黄麻起义、红军反围剿、抗日游击、解放战争大仗和朝鲜作战。军委讨论时，综合平衡各种因素，上将名额定在55人左右。 王建安本来在预选里，但最终公布时没了他的名字。这事军内老同志议论不少，因为他的条件跟其他上将差不多，甚至在某些战役中作用更大。变动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健康状况。那时候他从朝鲜回国后，高血压严重，在青岛疗养，医生说需要静养，避免高强度工作。评衔时，领导考虑他身体恢复不确定，能否继续担任要职成问题，就暂缓了。 二是作风问题。1954年，他在沈阳军区工作时，军区党委开会讨论部队管理，他对某些安排有不同意见，争论中表现得比较直率，被视为骄傲自满，难以接受批评。那次会议后，上级报告了情况，毛主席在批示中提到此人骄傲自满，授中将为宜。加上之前1954年他被降为副兵团级，这影响了评衔。军委在审名单时，看到他的名字，就根据批示调整了。 1955年9月27日，中南海怀仁堂授衔仪式上，55名上将被授予军衔，包括许多跟他共事过的将领，如许世友、黄克诚等。王建安没在名单里，但他的贡献没被否定。军内知道这事的人觉得遗憾，因为按标准他该在列。评衔强调不只看功劳，还看作风和健康，这些因素综合起来，导致他落选。事后调查清楚了情况，确认他健康好转，作风问题也非原则性错误。 1956年1月25日，他单独被补授上将军衔，这在当时是特殊处理，体现了组织对他贡献的认可。补授后，他继续在军区任职，没受太大影响。这件事也反映了评衔过程的严格，注重全面考察，不是光看战功。许多将领都有类似经历，但王建安的案子比较典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