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及战国军队规模，不少人耳熟能详，但春秋时期的兵力配置却鲜少被细说。今天我们就聚焦春秋早期，探寻一个方圆百里的诸侯国，究竟能组建起多大规模的军队。

在春秋早期的小国里，人口被清晰地划分为两类。居住在都城内的“国人”，是身份尊贵的贵族阶层，只有他们拥有参军作战的资格，能够手持长矛、登上象征身份与武力的战车。而居住在城外田野间的“野人”，则只能从事耕种、缴纳赋税和服徭役，完全没有从政和参军的权利。对他们而言，别说冲锋陷阵，就连当炮灰的资格都没有，打仗纯粹是“国人老爷”们的专属事务。

当时的战争，核心战斗力并非步兵方阵，而是战车，它就如同现代战场上的“主战坦克”，不仅是作战利器，更是身份、实力与国力的象征。养一辆战车的成本极高，首先得打造战车，需要优质木头、青铜件和皮革，由高级工匠按国家标准精心制作，制成后还得妥善收藏在武库里。其次，战车需要马匹，一辆车至少配两匹战马，这些战马被饲养在都城郊外专门的“牧野”，由国家奴隶照料，在当时，战马价值连城，一旦死亡，即便倾尽全村财物也难以赔偿。

人员配置上，春秋早期一乘战车标配25人。战车上有三名贵族，分别是负责指挥的司马小队长、掌控方向的御手和使用戈矛进攻的车右大力士。战车后方跟着7个贵族甲士和15个徒兵，要是再加上5个负责喂马、做饭、修车的辅兵，一个战车单位总人数就达到了30人。这25到30人的盔甲、武器、粮草以及拉辎重的牛，都来源于“国人”的份地产出和“野人”的贡赋。城里一个约25户军户的“里”（类似如今的社区或村子），以及一片约8户野人的“井田”，共同支撑着一乘战车的运转，也就是说，一乘战车背后，维系着一个村或一片田的生存命脉。

回到核心问题，一个方圆百里、规模堪比如今一个县的标准小诸侯国，到春秋早期能养多少军队？答案是一个“军”，但这只是纸面编制，代表着小国的最大动员极限。按照周礼，一军约有5个师，人数差不多12500人，算上辅兵则有15000人。不过，这12500人只是花名册上的“军户”，属于潜在兵源，并非随时能投入战场的野战军。

真到了打仗的时候，国君无法随意将这些人全部征调上前线。所以春秋早期，这类小国能拉出去打野外战的兵力，大约只有一师规模，2500人左右，配备200-300乘战车，这也正是《左传》中频繁出现“某师”“车三百乘”的原因。即便像周天子，拥有六军的军户编制，接近三十个师的规模，但平时能动员的也只有西六师、东八师。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春秋时期脱产武士数量极少，整个一军之中，真正每天训练、随时能投入战斗的职业武士，也就三千来人，其余大多是平时种地、战时拿起戈矛就上战场的“民兵”。其战斗力差距，参考战国初期秦国50万“壮丁”被魏国5万职业化“魏武卒”轻松击败的例子，就能明白业余与职业之间的巨大鸿沟。

受限于有限的家底，春秋早期的战争风格以击溃战为主，歼灭战极少。各国的“军制”更多是用于管理户口和征收军赋，实际打仗时，动员基本以“乘”为单位。像晋楚这样的大国，争霸时动用几百乘战车很常见，而小国之间的日常摩擦，往往只用几十乘、一两百乘战车象征性地交锋，只有到了关乎国家存亡的“国运之战”，才会倾尽全力出兵。

此外，春秋时期行军、扎营、列阵作战都有诸多规矩。战车如何排列、步兵怎样站队，都有固定的“军阵”模板，讲究“阵而后战，兵法之常”，仪式感十足。但这种注重形式的战争法则，终究难以适应日益激烈的兼并战争。随着生产力发展、人口增长，各国对土地兼并的需求愈发强烈，战争烈度不断攀升。无论是小国想求得生存，还是大国想实现称霸，改革都势在必行。

齐国的管仲率先打破常规，废除“国野分治”制度，允许“野人”参军，并将每乘战车的人数从25人增加到50人。晋惠公推行的“作州兵”政策更为激进，直接实现国野一体化，只要是晋国国土上的壮丁，无论身份是国人还是野人，都被武装起来，此时每乘战车的兵力甚至可能达到75人乃至100人。

春秋是一个剧烈变革的时代，早期的小国，军事实力十分薄弱，户口隔离制度和井田经济，使得方圆百里的小国供养几千精兵都极为困难。但管仲、晋惠公等人的改革，彻底动摇了当时的社会根基。到了春秋中后期，大国一次出兵十万、动用千乘战车已成为常态。当“野人”拿起武器走向战场，战国时期“全民绞肉机”式的战争序幕，便已悄然拉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