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北洋政府阅兵：一次未完成的国家形象工程

1918年11月，北京的初冬寒意渐浓。北洋政府在首都举行了一场规模空前的阅兵仪式——这是中华民国成立以来首次由中央政府组织的正式阅兵。这场阅兵，不仅是一次军事展示，更像是一场在派系纷争与民族情绪夹缝中艰难推进的国家仪式表演。它试图用整齐的队列、轰鸣的炮车和激昂的口号，掩盖一个四分五裂的现实。

这次阅兵无疑短暂点燃了民族情绪。但却无法解决一个基本问题：中国有跻身“列强”的野心，却无实力争取权益的现实。

这场阅兵也为后世留下了一个问题：一个国家，究竟需要怎样的仪式，才能真正凝聚其人民？是枪炮的轰鸣，还是制度的坚实？是外在的威仪，还是内在的尊严？

风雨飘摇中的“胜利”时刻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胜利告终。中国作为协约国成员之一，于1917年8月14日由北洋政府对德奥宣战，虽未派兵赴欧，但派遣了约14万华工赴欧洲战场从事后勤、工事修建等任务。战争结束，中国被列为“战胜国”之一，举国上下一度沉浸在“扬眉吐气”的喜悦之中。北京太和殿广场连夜竖起“公理战胜强权”的巨幅木质标语，作为战败国象征的克林德碑被人用绳索拉倒，碑体碎石尚未清理完毕，工程局已开始在原址搭建四柱三间的“公理战胜”汉白玉牌坊。让人诧异的是，甚至有前清遗老在茶楼即兴创作《战胜赋》。

为彰显中国作为“战胜国”的地位及提升国际形象，段祺瑞政府在英法等国敦促下，紧急调集部队，制定了阅兵流程。然而，尽管仓促，这场阅兵式却具有复杂的政治考量。

彼时，巴黎和会尚未召开，列强对中国的轻视早已显露无遗。日本借《二十一条》扩大在华势力，山东权益问题悬而未决。而国内军阀割据，皖系、直系、奉系明争暗斗。南方更有孙中山在广州组织护法军政府，南北对峙加剧。

在此背景下，段祺瑞政府亟需一场“胜利庆典”，以凝聚民心、巩固权威、彰显“中央政府”的合法性。阅兵，便成为这一政治意图的具象化表达。

仓促中的宏大构想

段祺瑞授意陆军部着手筹备阅兵后，仪式原定于11月11日（停战日）举行，后因天气与准备不足推迟至11月16日。地点定于天安门前，自中华门至端门，长约一公里的御道成为阅兵主轴。

当时，实际参与部队包括皖系精锐徐树铮指挥的西北边防军，这支装备德式武器的部队被视为段祺瑞的嫡系力量，其受阅方阵特意展示新式机枪等先进装备。而直系代表曹锟第三师则仅携带老式“汉阳造”步枪参阅，士兵制服也明显陈旧。当然，参与阅兵的还有当时中国最现代化的巡洋舰海军“海容”舰编队，其水兵方阵的整齐度获得外国观察员称赞。此外，英属印度也派出了300人的锡克族部队，其鲜明的民族服饰成为阅兵式独特风景。

筹备过程中，经费问题一度成为大难题。财政部拨款20万元，实到账不足10万。军需官不得不向外国银行借贷，甚至动用军饷预支。服装、器械临时调配，部分士兵仍着旧式号衣，靴子破旧，引发了舆论讥讽。《申报》为此刊文：“观其军容，似胜于清末，实则外强中干”。

同时，派系矛盾也是非常突出的问题。段祺瑞坚持由皖系部队担任主力，不仅调集最精良装备，还安排西北军占据检阅台正前方位置。直系将领则以“军需不足”为由消极应对。最终参阅的直系部队不仅武器落后，受训程度也明显不足，与皖系部队形成鲜明对比。

盛装下的裂痕

1918年11月16日，阅兵式正式开始，天安门聚集了数万民众。东西三座门悬挂“庆祝欧战胜利”“弘扬国威”等横幅。各国使节、外交官、记者云集观礼台，日本公使林权助、美国公使芮恩施、英国公使朱尔典等均到场。

总统徐世昌乘马车抵达后，段祺瑞率内阁成员迎候。徐世昌登上午门城楼，宣读《告将士书》，称“我中华以弱胜强，跻身列强之林，实赖将士用命，国民同心”。随后，阅兵正式开始。

参阅的步兵第9师士兵均佩戴铜制“胜利”徽章，该徽章由北京造币厂特别铸造，直径2.1厘米，含纯铜量达92%。海军陆战队方阵采用德式“鹅步”行进，每分钟116步，步幅75厘米，靴跟落地声震彻广场。

当骑兵第1师通过时，一匹战马突然受惊，士兵张德贵立即用左臂勒马同时右手鸣枪示警，未影响后续方阵行进。

然而，情绪的高潮出现在“海参崴护侨部队”方阵通过时。这支由陆军第7师抽调组成的部队，身着厚呢军大衣，佩戴“远东”臂章，他们高唱《国耻歌》：“山河破碎，国将不国，同胞流离，谁为拯救？”。一名《晨报》记者记述：“当护侨官兵列队而过，市民纷纷脱帽致敬。”这一幕被日本记者记录，登载于《东京朝日新闻》，题为《中国军民之觉醒》。

尽管表面庄严，阅兵过程中派系矛盾却是暗流汹涌。

直系将领冯国璋虽已卸任总统，但其影响力仍在。直系部队仅象征性派出一个连，且故意迟到，导致阅兵序列出现断档。段祺瑞怒斥“不识大体”，直系回应称“军务繁忙，未能克期”。而奉系张作霖虽派兵参加，但所部骑兵故意在行进中加速，冲乱步兵队列，被段祺瑞视为“挑衅”。事后，奉系辩称“马惊失控”，实则不满段祺瑞独揽外交与军事决策权。

更严重的是，阅兵指挥权之争。段祺瑞欲由其亲信、陆军总长段芝贵指挥，但徐世昌坚持由总统名义统辖。最终妥协为“总统检阅，总理监军”，但段芝贵在台上频频越权发令，引发徐世昌幕僚不满。

民族主义的短暂高潮

此次阅兵特别突出“海参崴护侨部队”，实为北洋政府一次精心策划的外交宣示。

1918年春，俄国十月革命后，远东陷入混乱，白军与红军交战，大量华侨生命财产受威胁。北洋政府在英美支持下，北洋政府决定出兵西伯利亚，保护侨民。8月，陆军第7师登陆海参崴，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罕见的海外用兵行动。其后，北洋政府通过海陆双通道累计运输侨民20余万人，其中海军护航招商局商船运输7.2万人，陆军武装押运专列运输3.1万人。

北洋政府的举动在国内引发强烈反响。政府宣传称“中国首次以战胜国身份派兵海外，彰显国威”。阅兵中特设护侨部队方阵，正是为了强化这一叙事。

也因此，阅兵当天，北京城陷入一种混合着自豪与悲情的复杂情绪。市民普遍将阅兵视为“洗刷国耻”的象征。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屡战屡败，甲午之耻、庚子之辱历历在目。如今以“战胜国”身份举行阅兵，许多人视之为“百年未有之荣光”。

阅兵通过电报、报纸迅速传播全国。上海、天津、汉口等地举行庆祝游行。上海《申报》作为当时最具影响力的商业报纸，以头版显著位置刊发北洋政府阅兵系列照片。不过，英国《泰晤士报》却认为：“中国试图以仪式重建权威，但其内部裂痕显而易见”。

北洋政府借此短暂提升了威望。段祺瑞声望回升，安福系在国会选举中大获全胜。然而，这种提升极为脆弱。1919年，当巴黎和会拒绝中国诉求的消息传回国内，段祺瑞政府声望一落千丈，民众此前通过《申报》等媒体渲染的阅兵盛况所积累的“强国期待”骤然崩塌。

而英国《泰晤士报》驻华记者曾专题报道的徐树铮边防军，这支配备德式装备、接受过外籍教官训练的“模范部队”，在1920年7月爆发的直皖战争中竟不堪一击，短短数日便全线崩溃。其溃败速度之快，连日本军事观察员都在报告中惊叹“与阅兵时的精锐形象判若两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