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封没有邮戳的信

1951年的暮春，新泽西州默里山春意盎然。在一间宽大、铺着橡木地板的顶层办公室里，一位副总裁正享受着胜利的果实。他叫凯利，是当时美国最负盛名的研究实验室的掌舵人之一。

三年前，他麾下的三名科学家发明了一种微小的、革命性的器件——晶体管。凯利在12年前就预见到了这一天，他知道这个小小的发明将成为一个时代的引擎。它的火种正从这里扩散，即将替换掉电话交换机里那些吵闹的继电器，以及收音机、电视机里数以百万计的、脆弱的真空管。

凯利正逢其时，准备大干一场。他的办公桌上堆满了来自顶尖名校的博士简历，全世界最聪明的大脑都想挤进这里。

1951年5月24日这天，他收到了一封没有邮戳的信，来自实验室内部。

凯利打开信封，抽出三页纸，逐字逐句地读着。信的措辞一如既往地严谨，但凯利还是从这字斟句酌的字句中，读出了一种难以压抑的苦涩。

这是一封辞职信。

写信的人，是约翰·巴丁。他是那三位发明者之一。

巴丁在信中写道：“我的困难来自晶体管的发明。在此之前，这里一直有着浓厚的基础研究氛围。晶体管的发明导致了半导体研究计划的重新安排……”

信中直言不讳地指出了问题的核心：“要不是对这里的境遇感到不满，我是不会离开的……”

巴丁是一位钟爱基础理论探索的物理学家。但发明成功后，实验室的工作重点不可避免地转向了应用研究和产品开发。而他，被他的直属上司安排去做他最不喜欢的应用开发工作。

他的上司，就是晶体管发明“三人组”中的另一位——威廉·肖克利。

巴丁在信中控诉了肖克利那令人窒息的管理风格。他写道：“这是他的既定方针……肖克利利用小组成员的工作来探索他自己的想法。”在这种环境下，巴丁感到自己无法独立研究，“除非我在同上司直接构成竞争的条件下从事研究工作……”

这封信只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在此之前，巴丁和另一位发明者沃尔特·布拉顿，已经因为无法忍受肖克利，一起搬到了二楼的办公室，物理上远离了肖克利的团队。

巴丁曾试图转向超导研究，但实验室的环境已经变了，他感到孤立无援。他最后一次尝试与肖克利沟通，希望能继续从事半导体的基础研究，但遭到了拒绝。肖克利明确表示，他自己“能够提供所需要的所有想法”，而他手下的人，只需要“按照他的思路工作”。

凯利，这位副总裁，想尽了一切办法挽留巴丁。他开出了大幅提高薪水、允许他成立自己的研究小组、做任何他想做的研究等优厚条件。

但巴丁去意已决。

就这样，曾经共同发明了晶体管的“三剑客”解体了。巴丁的离开，不仅仅是一个顶尖物理学家的流失，它更像是一个预言。它预示着，那个将晶体管带到这个世界上的、无所不能的、田园诗般的实验室，即将迎来它的“扩散”时代。

而那个集天才与偏执于一身的男人——肖克利，也即将在他的人生顶峰，亲手种下自己失败的种子。

告别仪式

晶体管的诞生，伴随着巨大的声响。

倒回到1948年秋天，在实验室向公众宣布这一发明后，肖克利、巴丁和布拉顿等人，就像摇滚明星一样，开始了在美国各大学、研究机构和科学俱乐部的巡回演讲。

在华盛顿的宇宙俱乐部，肖克利在演讲结束时，从口袋里掏出一把晶体管，像撒花生一样抛向台下的观众，引起一阵骚动。观众席中，一位戴着黑框眼镜的年轻小伙戈登·摩尔，对这个“保留节目”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麻省理工学院，另一位名叫罗伯特·诺伊斯的本科生，在听完巴丁的讲座后，发出了这样的感慨：“晶体管的概念就像原子弹一样击中了我。我只有惊讶！这意味着我们不用真空管，就能实现信号放大。”

这些演讲，正在点燃一代年轻人头脑中的火种。

世界也确实迫切地需要它。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冷战的阴影便已笼罩。美苏双方开始部署大量导弹，这些武器需要反应迅速、运行稳定的控制系统。

而在民用领域，广播和电视正在经历爆炸式发展。1948年，电视机平均每个月能卖出20多万台，收音机的销量也居高不下。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全国5000多家电影院的座椅，开始蒙上灰尘。

但无论是军用导弹，还是民用电视，它们的心脏都是同一种东西：真空管。而真空管反应缓慢、故障频发。

晶体管，似乎是完美的替代者。

在1948年的那场晶体管发布会前，实验室特意向真空三极管的发明人德福雷斯特发去了一封邀请函。

德福雷斯特的回信，俏皮中带着一丝不屑：“我是不可能带着我那个42岁的‘婴儿’（真空管）去参加它的遗体告别仪式的。”

但他紧接着又写道：“这场真空管的告别仪式将是漫长的，可能会持续几十年之久。”

这位老人的警告，可谓一针见血。

在当时，一个晶体管的价格要几十美元，而一个真空管只需要一美元。更要命的是，早期的晶体管，尤其是巴丁和布拉顿发明的“点接触晶体管”，性能极不稳定。在实验室里，旁边的人关门发出的“砰砰”声，都可能会让桌上的晶体管当场失灵。

现实是残酷的。直到1953年，美国的晶体管年产量才不过60万支。而两年后的1955年，真空管的产量达到了惊人的5亿支。

德福雷斯特说得没错。这场“告别仪式”确实很漫长。因为在“发明”和“能用”之间，还隔着一条巨大的鸿沟。

而填平这条鸿沟的，恰恰是那些在巴丁离开后，继续留在实验室里的工程师和化学家们。

凌晨三点的晶体

固体物理研究小组发明晶体管的任务，已经光荣完成。但凯利副总裁很清楚，这场革命才刚开了个头。1948年下半年，他将小组改组为“半导体研究小组”，任命了一位行事果断、富有制造经验的工程师杰克·莫顿为组长。

莫顿的任务很明确：别管理论了，去解决可靠性、规模性生产的问题。

莫顿团队遇到的第一个拦路虎，是材料。

回到更早的“猫须”收音机时代，人们就知道，用一根金属丝去戳方铅矿石，偶尔能检波，但需要不停地尝试。原因就在于，那块矿石表面，只有极个别、极小块的区域是“单晶体”。

早期的晶体管，也是在这样的“多晶”材料上制造的，性能自然时好时坏，全凭运气。

团队里有一位叫戈登·蒂尔的物理化学博士，他对散发着光泽的锗晶体很感兴趣。他坚信，大块的、均匀一致的“单晶体”，对于晶体管的性能至关重要。如果能把整块材料都变成一块完美的单晶，晶体管的性能将大大提高。

他需要一笔资金，用于制作一台能“拉”出纯净锗晶体的拉晶机。

蒂尔先去找了肖克利，请求资金支持。

肖克利，这位伟大的理论物理学家，当场拒绝了他。肖克利觉得，只要随便从锗锭上切割下一块就能用，根本没必要费劲去拉什么高纯度的晶体。

蒂尔在日后的抱怨中，用了一句非常不客气的话来形容他老板的这个决定：“肖克利在这个问题上真是愚蠢之至！”

幸运的是，新老板莫顿，那位工程师，知道半导体晶体的纯度对于“制造”的重要性。他批准了蒂尔的请求。

蒂尔找到了机械工程师J.里特尔。1948年12月的某一天，蒂尔和里特尔在走廊里碰巧一起去参加一个研讨会。两人交谈了起来。里特尔说他需要一根细长的锗晶条，蒂尔说他可以用拉晶机拉出来。

两人上了公交车，继续讨论。蒂尔介绍了这种“柴可拉斯基法”，一个1917年由波兰科学家发明的技术。这有点像中学化学实验，将一颗“种子晶体”放置在高温熔化的液体中，然后缓慢地将其拉出。在拉出的过程中，种子的尾部会像滚雪球一样，逐渐积累生长出更多的、结构完全一致的晶体。

就这样，在公交车下车时，两人已经讨论出了一种新的拉晶机模型。

他们安装了一台7英尺高、2英尺宽的机器。但他们白天还有常规工作。于是，两位工程师变成了“夜行者”。他们常常凌晨两三点起床，跑到实验室，给拉晶机连接好冷却和加热设备，然后开始拉伸晶体。

1949年3月，蒂尔成功地拉出了第一根锗单晶棒。测试结果显示，它的少数载流子寿命，比以前直接切割下来的材料，长了10倍以上。

肖克利得知后，承认自己之前判断失误。他立刻给蒂尔分配了新的实验室，成立了生长单晶体的研究小组。蒂尔，终于不用再熬夜了。

蒂尔和里特尔在公交车上的那次谈话，以及那几个月凌晨三点的工作，奠定了今天整个半导体制造的基础。

拉出的圆柱形晶体越粗，就能切割出越大的晶圆片。晶圆片直径越大，上面容纳的芯片和晶体管就越多，分摊到每个晶体管上的成本就越低。

晶圆直径从1960年的1英寸，增加到1992年的8英寸，再到2002年的12英寸。一张12英寸、相当于大号比萨的晶圆片，上面能容纳下640颗1厘米见方的芯片。而在2英寸的晶圆上，只能装下9颗。

这一切，都源于那个被肖克利斥为“愚蠢”的想法。

午睡与“一勺盐”

有了完美的“单晶”，下一个问题是“纯度”。

就在蒂尔拉出第一根晶棒的同时，一位名叫威廉·普凡的技术人员，也在思考这个问题。普凡加入实验室时，只是一名初级技师，连大学学位都没有。

1950年到1951年间的一天，午休时分，普凡将双脚架在桌上闭目打盹。就在这半睡半醒之间，一个绝妙的想法突然击中了他：分区提纯。

惊喜之余，他想马上站起来，结果椅子却重重地向后摔去，发出了巨大的响声。

普凡的“分区提炼法”，是一种天才般的化学提纯技术。它利用杂质在固体和液体中溶解度不同的原理，通过一个移动的加热区，像“犁”地一样，把晶体中的杂质“犁”到晶棒的一端。

这个方法，可以将锗晶体的纯度提高到 99.99999999%。

这是什么概念？实验室内部的说法是：“它相当于在装满38节火车厢的食用糖里，加入一勺盐。”

现在，万事俱备。

1950年4月，摩根·斯帕克斯和蒂尔，利用这种超高纯度的单晶棒，用拉晶法制作出了肖克利期待已久的NPN结型锗晶体管(详见我的主页文章：老板的嫉妒：当你的下属发明了改变世界的东西)。

他们一边缓慢拉晶，一边在熔液中分批次地“添加”杂质元素，使得拉出的晶棒，这一段是N型，下一段是P型，最后一段又是N型。

这个晶体管，就像肖克利当初设想的“三明治”结构一样，三部分连成一体。它的大小如一颗豌豆，可靠性远超巴丁和布拉顿发明的点接触晶体管，噪声是后者的千分之一。

1951年7月4日，时隔三年，实验室又一次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了这款“结型晶体管”。

这一次，发布会的主角，是肖克利。

点接触晶体管由于成本和稳定性问题，从未真正投入大规模生产。毫无疑问，未来属于肖克利发明的结型晶体管。

而就在这场发布会前的一个多月，凯利副总裁，收到了巴丁的那封辞职信。

肖克利成为了大赢家。而他的同事，则在巨大的痛苦中，选择了离开。

铜门把手的“启示”

结型晶体管虽然取得了胜利，但它仍然有两个致命问题。

第一个问题：制造效率极低。

用拉晶法制造，一次只能拉出一根晶棒，切出少量的晶体管。这就像一边熬纸浆，一边就在刚晾干的纸片上写字，根本无法实现大批量生产。

第二个问题：非常诡异。

实验室发现，本来已经做好的、带负电荷的N型锗晶圆，不知为何，在加热炉里待了一会儿，就变成了带正电荷的P型锗晶圆。

这就像在面团里添加了牛奶，本想要烤出奶香味面包，结果出炉时却变成了蒜香味面包。没人能解释。

1952年，半导体研究小组的一位材料科学家卡尔文·富勒，对这个“面包变味”的问题产生了兴趣。

富勒像侦探一样展开了调查。N型（负电）变成P型（正电），一定是沾上了带正电荷的杂质。杂质从何而来？

富勒注意到，操作员在将锗晶圆放入扩散炉之前，用手摸过晶圆表面。这有可能把杂质沾了上去。

那么，手上的杂质又从何而来呢？

富勒注意到了一个被所有人忽略的细节：操作员进入实验室时，握了门把手。

门把手？每个人都要握门把手，这有什么奇怪的？

富勒盯着门把手陷入了沉思。它是铜做的，泛着褐黄的光泽。

他立刻用铜做实验。他故意把铜原子沾到锗晶表面，放到高温下加热。结果，N型半导体，真的变成了P型半导体。

富勒恍然大悟。果然是门把手！

铜原子扩散到了晶体内部，产生了带正电荷的空穴，从而改变了晶圆的电学特性。这就像是切过大蒜的手又去揉了面团，大蒜分子扩散到了面包内部。

问题的症结找到了。但富勒并没有止步于此。

他反过来一想：既然“意外的”扩散能毁掉一块晶圆，那么“故意的”扩散，能否用来制造一块晶圆呢？

富勒想到，如果把包含多余电子的元素（比如磷），“故意沾到”晶体表面，在高温下，这些元素原子就能扩散到晶体中，形成N型半导体。反之，用包含多余空穴的元素（比如硼），就能形成P型半导体。

除了“沾”，还可以用高温气体，将特定的元素“喷”到晶圆表面，效率更高。

由此，富勒发明了半导体“扩散法”。

这就像喷墨打印机把墨汁喷到纸面上一样简单。这个方法，完美地解决了第一个问题——制造效率。

肖克利听到这个消息后，敏锐地意识到，他终于找到了大规模生产“三明治”的方法。只要在一片半导体上，先“喷”一层N型杂质，再“喷”一层P型杂质，就能高效地做出NPN结型晶体管。

1954年底，第一个扩散锗晶体管诞生了。

热油中的音乐

现在，实验室有了完美的材料（单晶）、完美的纯度（分区提纯）和完美的制造工艺（扩散法）。但他们还在使用“锗”。

锗有一个致命弱点：当温度超过75℃，它就没法正常工作了。

这对于军事、航天等领域的应用而言，是一个极大的缺陷。这些领域才是财大气粗的买家，他们对价格不敏感，但对性能（尤其是耐高温）极其在意。

下一个目标，必须是“硅”。

硅，在地壳中的储量极其丰富（沙子的主要成分），成本低廉。而且，硅晶体管的功耗更低，更耐高温。

但硅的熔点高达1410℃（锗只有938℃），这使得提纯和加工变得异常困难。

一场新的竞赛开始了。

此时，戈登·蒂尔，那位“凌晨三点”的拉晶专家，已经跳槽到了一家德克萨斯州的地球物理服务有限公司。这家公司原本为石油勘探生产仪器，二战后决定进军国防电子系统，并改名为“德州仪器”。

副总裁帕特里克·哈格蒂决意大力研究硅晶体管，以攻占军方市场。蒂尔的加盟正逢其时。

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蒂尔的团队都没有取得重大进展。

1954年5月10日，蒂尔参加了美国无线电工程师协会的学术会议。他被安排在上午做最后一个发言。

前面的发言者，一个个上台，历数了制作硅晶体管的种种困难，并断言，业界在近期内制造出硅晶体管的希望渺茫。

轮到蒂尔登台时，听众已经无精打采，昏昏欲睡。

蒂尔镇定自若地走上台，开口说道：“与你们刚刚听到的对硅晶体管持悲观的态度刚好相反，我的口袋里恰好装了几只硅晶体管。”

台下立马骚动起来。后排的一位听众不敢相信，大声质问道：“你是说你们真的做出了硅晶体管？”

“是的。”蒂尔从口袋里掏出了几只，高高举起。

然后，他开始了他的表演。

蒂尔拿出一个正在播放音乐的播放器。他将播放器里的锗晶体管，单独浸泡在装有热油的烧杯中。

音乐，戛然而止。锗，怕热。

接着，他用一只硅晶体管，替代了那只锗晶体管，并再一次浸泡到热油中。

这一次，音乐声如常响起。

现场的观众顿时睡意全消，兴奋地目睹了这神奇的一幕。

蒂尔最后说，大厅后面有他的论文复印件。听众立马抢着离开座位去取论文。在一片嘈杂声中，雷神公司的一位代表，在走廊里拿起电话大声叫道：“德州仪器公司做出了硅晶体管！”

这个故事的B面是，早在几个月前，贝尔实验室的莫里斯·塔嫩鲍姆，就已经用生长法制作出了硅晶体管。

但实验室的高层认为，用这种“拉晶法”制造，效率太低，于是决定不发布消息，想等更高效的“扩散法”成功了再说。

没料想，却被那家德州公司抢了头功。

“我会飞回去”

现在，所有的压力都来到了塔嫩鲍姆身上。他必须尽快用“扩散法”做出硅晶体管。

但实验很不顺利。1955年3月17日，塔嫩鲍姆下班回到家中，心里却始终放不下实验。他又重新驾车回到了实验室。

他盯着实验台上一支作废的硅晶体管，心情烦躁。

他用扩散法做出了“三明治”形状的硅晶体管，但还剩最后一个问题没有解决：中间的基极（“三明治的火腿”）太薄了，他没法在上面引出电极线。

塔嫩鲍姆自认为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办法：他斜着磨掉了晶体管的边缘，露出基极，就像用刀斜着切开三明治，露出斜截面上的“火腿”(基极变厚了)。

可是一测试，晶体管的放大倍数太小，无法工作。这让他灰心丧气。

那天晚上，一个疯狂的念头冒了出来：“要是我忽略那个漂亮的切角，而直接让导线穿过上层的硅进入晶体管内部会怎么样？”

这就像用一根牙签，直接从三明治的顶部刺进去，一直扎到中间的火腿。

稍有电学常识的人都知道，这将在发射极（“上层面包”）和基极（“火腿”）之间引起短路。

但塔嫩鲍姆没管那么多，他决定先试一把。

他把一根铝线接触到表面的发射极，通上较大的电流，使得铝线熔化，粘到晶体管上并穿透了进去。

神奇的是，晶体管竟然没有短路。

塔嫩鲍姆不敢相信。他把晶体管有序地接好，输入一个小信号。

结果，在输出端，得到了放大的信号。

成功了！第一个扩散硅晶体管诞生了！

“我甚至觉得我不需要开车回去了，我会飞回去。”塔嫩鲍姆一路飙车回家。夜里，他兴奋地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

一大清早，他突然觉得自己应该立刻赶回实验室，确认昨晚他做了一个晶体管，而不是一个梦。当他再次驾车冲回实验室时，谢天谢地，它还在那儿。

他后来分析，焊接在硅晶圆表面的铝线，在N型硅和铝合金之间，自动形成了一个PN结，从而避免了短路。

这个扩散硅晶体管的工作频率超过了100 MHz，是锗晶体管的10倍。

新老板莫顿正在欧洲出差。他一接到消息，立刻取消了在欧洲的剩余行程，迅速赶了回来。他决然砍掉了所有用“拉晶法”制作晶体管的研究，集中全部精力研究这种扩散硅晶体管。

就在同一个月，实验室的亨利·特里尤尔，在普凡的“分区提纯”技术基础上做了改进，发明了硅晶体的“浮法分区提纯”，大幅提高了硅的纯度。

至此，拼图完成了。

一种在地壳上储量极其丰富的元素（硅），与一种能够大规模生产晶体管的技术（扩散法），与一种能够提纯它的技术（浮法分区），完美地结合了起来。

一个充满了无限可能的未来，即将被这把“钥匙”打开。

而正是这个完美的扩散硅晶体管，促使威廉·肖克利下定了决心——离开。

“我在跟上帝通话”

1955年，肖克利45岁了。他功成名就，四年前就成了美国科学院院士。

但他在实验室也越来越压抑。

他像是被钉在了中层管理岗上。跟他同时入职的费斯克，三年前成了他的上司，现在又升任了实验室副总裁。晋升通道被堵死了。

实验室高层很清楚，肖克利只擅长科学研究，而不擅长管理团队。巴丁的愤然离去和基层员工的抱怨，都印证了这一点。

更让他郁闷的是，尽管他发明了结型晶体管，但靠专利致富的可能几乎为零。实验室的员工入职第一天就要签订协议：专利所有权归公司，发明人只享有署名权。

他那划时代的结型晶体管专利，只为他换来了一张簇新的一美元绿钞。

他渴望得到与自己名望相匹配的财富。

1955年3月，塔嫩鲍姆用扩散法制造硅晶体管的消息传来，肖克利马上意识到：时机到了。

他可以立刻把这些尚处于研发阶段的机密技术，变成实用的商业产品，从而使自己成为百万富翁。他准备大干一场，立刻辞职，自己创业。

肖克利向凯利寻求100万美元的资助，凯利泼了他一头冷水：“创业可不是儿戏。”另一位高管则提醒他，扩散法还是实验室机密，商业化尚不可行。

1955年8月，肖克利想起了年初认识的一位商会副会长，阿诺德·贝克曼。他打了个电话，讲了自己要生产扩散硅晶体管的计划。

贝克曼动心了，决定与他合作。肖克利负责组建团队，贝克曼负责提供资金。

肖克利决定回到他从小长大的加州。那里郊外到处是果园，被称为“心悦之谷”。而且，为了吸引人才，他把公司设在了山景城，离一所著名大学不远。

接下来，肖克利要招聘员工。

他一个接一个地打电话给贝尔实验室那些富有经验的工程师——斯帕克斯、塔嫩鲍姆……

但这些接到邀请的人，深知肖克利的为人和管理方式，都找各种理由谢绝了。

无奈之下，肖克利只好退而求其次，从刚毕业的博士生和行业新手中物色人选。

1956年1月19日，一位名叫罗伯特·诺伊斯的年轻博士，接到了一通电话。当他得知打电话来的是肖克利时，他感觉自己“在跟上帝通话”。

诺伊斯正是当年在麻省理工听巴丁讲座的那个学生。他认定晶体管代表着未来。博士毕业后，他选择了一家小公司。1955年10月，他在一个研讨会上的报告，引起了肖克利的注意。

肖克利邀请诺伊斯来加州面试。面试很顺利。结束后，肖克利叮嘱他参加一个智商和心理测试。

肖克利对诺伊斯的智商测试结果很满意。同时，他对诺伊斯在管理能力上的“不佳”表现，暗自开心。他可不希望年轻人有很强的管理能力，以免将来跟自己争权。

一天傍晚，戈登·摩尔在家中接到了那通重要的电话。

“我是肖克利”。

摩尔顿时想起了在华盛顿，那位向观众抛洒“花生”的物理学家。

摩尔此时正在马里兰州的应用物理实验室工作。他曾拿出纸笔计算自己工作的价值：一年的工资、发表文章的总字数、能被多少人阅读、每个字的价值……算完之后，他陷入了焦虑。

当肖克利打来电话时，摩尔觉得，从事晶体管研究对未来社会的价值更大。

在通过了肖利一连串的专业问题面试后，摩尔也参加了智商和心理测试。凭借较高的智商和“平庸”的管理才能，他也顺利地进入了肖克利的公司。

“国王”的早餐

1956年2月，肖克利晶体管实验室在加州正式成立。

肖克利着力于打造一支半导体的“梦之队”。新员工包括杰·拉斯特、尤金·克莱纳、谢尔顿·罗伯茨、让·霍尼等人，大多数都拥有博士学位。

肖克利信心十足，想要用扩散法做出硅晶体管。

但他忽略了一点：这里不是那个资源雄厚的实验室。这些博士们，没有配套的技师和熟练工人，不得不亲自泡在生产线上，随时面对各种棘手问题。

正在这个关键时刻，肖克利的兴趣，却从硅晶体管转移了。

他想起了曾在实验室研究过的一种有四层结构的PNPN二极管。他认为这种器件在电话交换机系统中有很好的应用前景。

肖克利不顾众人的反对，挑选了相当一部分研究人员来研究这个新器件。

没过多久，挫折和失败接踵而来。肖克利跟团队成员之间的关系，也变得越来越紧张。

这时，一则举世瞩目的消息不期而至。

1956年11月初，肖克利收到了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消息。这使他瞬间成了闻名世界的大人物。

第二天早上，肖克利请公司的核心成员一起到利克饭店吃早餐。大家坐在一张白色长条桌旁，簇拥着坐在首席的肖克利，纷纷高举香槟酒杯向他致意。

肖克利容光焕发，俨然一位受到拥戴的国王。那一刻，他的人生达到了巅峰。

不幸的是，巅峰之后，紧随着公司的衰落。

距离公司成立将近一年了，贝克曼的投资所剩无几，公司仍然没有研发出一个能盈利的产品。

肖克利从瑞典领奖回来后，戈登·摩尔给他写了一份言辞激烈的备忘录，主张先放下那个PNPN二极管，集中人力去攻关硅晶体管。只有这样，才能拿到订单，让公司先存活下来。

但肖克利对此置若罔闻。

在所有的年轻人中，诺伊斯技术全面，擅长打交道，深得肖克利的信任。大家推举诺伊斯去跟肖克利沟通。

但他也铩羽而归，没能说服这位顽固的老板。

那段时间，实验室的气氛变得很诡异。肖克利经常受邀去各地演讲和访问，大家就趁他不在时，偷偷研究晶体管；等他回来后，则装模作样地研究PNPN二极管。

肖克利似乎察觉到了什么，对大家的疑心也越来越重。

PNPN二极管项目始终无法商业化。肖克利无法面对自己的错误决定，开始将失败怪罪于不听他话的员工。

身处逆境的员工们忍无可忍，他们决定“越级上报”，找到了投资方、肖克利的老板贝克曼，痛陈肖克利的专断和难以沟通。

大家趁机建议，另外聘请一位CEO，让肖克利担任技术总监或顾问，而不是直接管理日常业务。

过了一段时间，贝克曼派来了一位精干的人物担任CEO。但贝克曼在会议上宣布，肖克利仍是领导，决定着公司的大部分关键事务。

原来，贝克曼跟肖克利沟通后又改变了主意。他认为，一个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怎么也强过一群不到30岁的年轻人。

本来满怀希望的员工们，顿时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

他们已经摊牌，却处于极度被动的局面，无路可退。诺伊斯在写给父母的信中透露：“公司恐怕要有很大的变动，也许我们都要卷铺盖走人了。”

“八叛徒”与一美元的契约

这段时间，摩尔、拉斯特、罗伯茨等7个年轻人，经常下班后聚在一起商讨未来之路。他们一致认为，大家应该同进同退，找到一家愿意同时雇用他们几个的公司。

克莱纳想到了一家投资公司，便写了一封毛遂自荐的信。

信件几经辗转，最后到达了投资人阿瑟·洛克的手上。他读完信后，被其中的一点打动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肖克利选择了他们这件事本身，足以说明这个团队值得投资。

洛克飞往加州，与7位年轻人面谈。听完他们的打算后，洛克反问道：“你们为什么不找人投资，成立一家自己的公司呢？”

这句话让他们如梦初醒。

当时，大多数人的想法仍是选择一家企业一直干到退休。很少人会想到自己创业，甚至根本就没有风险投资的概念。

洛克说：“半导体是一个新兴行业，你们拥有成立一家公司所需的技术和人力，完全可以自己做。”

但这7位年轻人马上又有了新的担忧：他们都是搞研发的，不知道如何销售和运营。

洛克问：“能不能从现在的公司里，再找一个合适的人选？”

他们思索了一番，回答说：“合适的人倒是有一个，只是不知道他是否肯加入我们。”

此人就是诺伊斯。

当晚，罗伯茨去找了诺伊斯，希望他也能出来一起创业。诺伊斯表现得非常犹豫。不过最后，他还是答应先见洛克一面。

实际上，诺伊斯对肖克利的看法也发生了变化。1956年8月，诺伊斯研究二极管时发现了一种“隧穿效应”，电子像学会了穿墙术一样。诺伊斯想写篇文章发表，但被肖克利驳回了。肖克利可不认为员工有权利自由探索他们感兴趣的项目。

第二天一早，7位年轻人在格林尼许家的车道上，看到一辆车开了过来，诺伊斯坐在车中。

大家非常兴奋，诺伊斯终于和他们在一条船上了。

他们一起前往旧金山的克里特豪华酒店跟洛克见面。

“看得出诺伊斯天生就具有领导才能，”洛克后来回忆道，“其他人都听他的，他是这个团队的代言人。”

8个人和洛克顺利地达成了共识。

洛克来不及准备协议文本，他的老板科伊尔灵机一动，从钱夹里摸出一沓崭新的一美元钞票，建议每个人在华盛顿的头像旁边签上名字，各自保留一张，作为合伙的证明。

接下来，洛克火速赶回纽约，寻觅投资公司。大部分公司都婉拒了，只有一家摄影器材公司的老板谢尔曼·费尔柴尔德，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费尔柴尔德充满活力，对半导体器件很感兴趣。之前他的公司就想制造半导体，但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团队。诺伊斯一行8个人正好找上门来。

协议很快达成：母公司在18个月内投资138万美元，成立一家新的子公司。8位联合创始人，每人只需缴纳500美元，就可以获得100股原始股。

之后，所有人前往利克饭店，高举香槟庆祝。

不到一年前，这群年轻人在同一家饭店，庆祝了肖克利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现在，他们是在庆祝自己刚创办的新公司。

肖克利听说团队成员要辞职创业的消息，把他们一个一个地叫到自己的办公室谈话。

摩尔坦承他们正准备离职创业。他后来回忆说，当肖克利从他的办公室出来后，垂头丧气，目光呆滞。

肖克利回到家后，往沙发上一躺，半晌都不说一句话。他的妻子说，在其多年的医院工作生涯中，从来没有见过哪个病人的脸色，像肖克利那样苍白如纸。

1957年9月18日，肖克利在自己的日记本上写下了简短的一句话：“团队辞职。”

第二天，贝克曼从洛杉矶赶来，措辞严厉地警告这8位年轻人：“这是可耻的行为……现在你们违背了当初的承诺，实际上已经成了叛徒。”

但8个人去意已决。

一年半以来，肖克利将这些新来的博士当作自己的徒弟，派他们去最好的实验室学习，亲自指导，把他们从门外汉变成了专家。而现在，他们却义无反顾地离他而去。

肖克利在贝尔实验室的同事查尔斯·汤斯，后来对摩尔说：“肖克利太聪明了，他明白所有的事情，除了人。”

肖克利的创业，就这样走向了失败。

但他选择加州的这个决定，却无比正确。加州的土地和租金便宜，气候温暖。那所著名的大学就在当地，有充足的毕业生资源，校长也非常鼓励创业和校企合作。

肖克利感召了一批年轻有为的人才来到加州，并将硅技术带到了这里。后来，他被称为“硅谷的摩西”。

这些年轻人创立的新公司，开辟了创业和风投的先河。后来，再由这家公司，分化出一批又一批的“小公司们”，逐渐形成了那片高科技企业群。

来自太空的“助攻”

“八叛徒”的新公司，成立得恰逢其时。

仅仅半个月后，1957年10月4日，在苏联的拜科努尔，一枚运载火箭喷射出耀眼的火焰，将人类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斯普特尼克1号，送入了太空。

一个月后，苏联又发射了第二颗卫星，上面甚至搭载了一只小狗。

这让美国上下一片哗然。

美国人把一拖再拖的“先锋计划”重新提上日程。12月6日，火箭点火，它摇晃了几下，缓缓升空……紧随其后的，是突然起火爆炸。

对此感到耻辱的美国人，决心大力发展太空计划。1958年，艾森豪威尔总统正式批准成立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

上千亿美元的投资，涌入航天、导弹和远程轰炸机等领域。

毫无疑问，这将对小巧、稳定、耐高温的硅晶体管，产生极大的需求推动。1957年，晶体管的年产量达到了3000万支，但绝大多数仍是不耐高温的锗晶体管。

而“八叛徒”的新公司，从肖克利那里学到了一个最大的教训，那就是“专注”。

他们心无旁骛，致力于做出业界第一个商用的“扩散硅晶体管”。

这种晶体管，将能抵御高温，拥有更快的反应速度。它是未来美国航天以及军事用途元件的最佳选择，更不必说那庞大的民用市场了。

这8个年轻人，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

一个时代，就这样被一群天才、一系列的意外、一次“愚蠢”的判断、一个“错误”的实验、一场“失败”的创业，以及一场激烈的“背叛”，不可阻挡地推开了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