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41岁戴笠借口加班，把秘书余淑衡，带到了卧房。戴笠递给她一杯咖啡：“提提神！”对于戴笠送过来的这杯咖啡，余淑衡陷入了两难，因为她知道戴笠对自己一直有一种想法。 1938年，余淑衡刚从中央政治大学外语系毕业，一口流利的英文在当时可是稀缺技能。经国民党将领唐生明和他太太一牵线，在湖南临澧县的特训班毕业典礼上，戴笠一眼就相中了她。这个年轻人，眼神干净，气质沉稳，一看就是能做事的人。 戴笠二话不说，直接把她调进了军统局本部，当自己的机要秘书。 那时候重庆是战时陪都，军统局里，来自世界各地的情报、电文堆得像山一样高。余淑衡的工作，就是处理那些最核心的英文密件。一个刚出校门的姑娘，立刻就站到了那个时代情报战的核心圈。 戴笠是什么人？出了名的“特工王”，手腕狠，心思密。他看中了余淑衡的才华，也看中了她这个人。很快，他就动了心思。他先是把余淑衡的底细摸了个清清楚楚，知道她在老家有个订了婚的表哥。这事儿好办，戴笠派人传了几句话，就把这门婚事给搅黄了。接着，他又以“战乱时期，方便照顾”为名，把余淑衡的父母、弟妹一家人，浩浩荡荡从湖南老家接到了重庆，房子安排好，生活费按月给。 一个深夜，戴笠以翻译紧急电报为由，把余淑衡叫到自己的办公室，然后是卧室。那杯递过来的咖啡，她说不清里面到底多了些什么，只记得喝下去没多久，人就晕了过去。等她再醒来，一切都已成定局。 从那天起，她的身份就变得复杂了。白天，她是军统局里最得力的英文秘书，敲着打字机，整理着绝密档案，一丝不苟。到了晚上，她就得去戴笠的公馆，扮演另一个角色。 戴笠对她确实下了血本。金银首饰、绫罗绸缎，看上什么就买什么。还专门给她起了个化名，叫“余龙”，甚至对外放风，说自己愿意入赘余家。这姿态，摆明了是要把她当“自己人”。余淑衡的家人也跟着沾光，母亲住着舒适的房子，弟弟也在军统局里谋了份差事。 可这种“恩宠”，对余淑衡来说，更像是在刀尖上行走。她每天接触的，是军统最核心的机密，从密码本到暗杀名单，从日军的兵力部署到美国的援华物资清单，都得经过她的手。戴笠这人疑心极重，但他对余淑衡在工作上是信任的。可这种信任的背后，是无孔不入的监视。她的信件要被检查，和谁通了电话要被盘问，生活里几乎没有隐私可言。 日子一晃就是好几年。真正让余淑衡下定决心要逃走的，是另一桩事，一个叫周志英的女人的悲剧。周志英也是戴笠的情人，恃宠而骄，总想着要个名分，甚至想给戴笠生个孩子。这种要求，在戴笠看来，就是“不懂事”。结果，周志英被他亲手送进了军统的监狱，最后在狱中自杀。 余淑衡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和周志英之间，唯一的区别可能就是自己更“识时务”。一旦哪天自己也提了不该提的要求，说错了不该说的话，那么周志英的今天，就是自己的明天。 她开始不动声色地谋划出路，唯一的办法，就是找一个戴笠无法拒绝、甚至会支持的理由。她想到了“留学”。 她找了个机会，很平静地跟戴笠提：“我想去美国深造，学点更新的东西。学成回来，也能更好地帮你处理国际情报。” 戴笠起初并不同意，但余淑衡反复提，态度不卑不亢。恰好在1943年，电影皇后胡蝶辗转到了重庆，戴笠的全部注意力，一下子就被这位巨星吸引了过去。他忙着为胡蝶找回丢失的珠宝，忙着献殷勤，对余淑衡这边自然就松懈了。余淑衡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再次递上留学申请。戴笠大概也觉得，一个女人，还能飞出自己的手掌心？于是大笔一挥，批了。 1943年春天，余淑衡拿着护照和机票，登上了飞往美国的飞机。她心里清楚，这趟旅程，有去无回。 到了美国，她先是进了著名的卫斯理女子学院。校园里浓厚的学术氛围，让她有种恍如隔世的感觉。但她知道，自己并没有真正自由。戴笠通过军统美国站站长萧勃，派人对她进行24小时的严密监视。她上课，后面就坐着“同学”；她去图书馆，转角就有人“偶遇”。 戴笠的信件和电报也一封接一封地飞来，内容从嘘寒问暖，慢慢变成了不加掩饰的命令，催促她尽快毕业回国。余淑衡的做法是，所有信件，一封不回。 她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学业中，之后又转到芝加哥大学攻读政治学博士。她刻意改变自己的生活轨迹，利用对校园环境的熟悉，一次次甩掉身后的尾巴。 就这样僵持着。直到1946年3月17日，一个消息彻底改变了她的命运。戴笠乘坐的专机在南京岱山坠毁，机毁人亡。 这个控制了她近十年青春的男人，就这么突然地从世界上消失了。军统一时群龙无首，海外的监控网络也随之瓦解。余淑衡，终于获得了真正的自由。 博士毕业后，她留在了美国，成为一名大学教授，后来嫁给了一位名叫陈鹤梅的学者，组建了家庭。她把过去的一切都埋在心底，再也没有向人提起过那段在重庆的日子。1994年，76岁的余淑衡在美国病逝，走完了她这跌宕起伏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