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以为陈独秀晚年还能“风光余生”，那可真是想多了。事实上，他的最后四年就困在重庆江津的石墙院，一生的辉煌落幕于山中的清贫。 陈独秀最后四年哪有什么“风光余生”，简直是把苦日子过到了底，就困在重庆江津鹤山坪那个叫石墙院的破院子里，吃了上顿没下顿，全靠朋友接济着活，可这人的骨头硬得像块石头，再穷再难，也从没向权势低过头。 1938年他从重庆搬到江津，本来是躲日军轰炸，想找个安静地方养病，折腾了三次住处，最后才住进石墙院。 这院子看着是过去的大庄园，白墙黑瓦的，其实早破败得不成样子，杨家后人没力气打理，到处是灰尘。地方偏得很，当地民谣都说“鹤山名不著，地僻人罕寻”，除了门口一棵几百年的黄桷树，连个热闹去处都没有。 陈独秀血压高得厉害，就图这儿安静，可夏天屋里跟蒸笼似的，瓦片晒得烫人，夜里都没法睡，还是朋友邓蟾秋叔侄帮忙，才偶尔能去黑石山避避暑。 他那日子穷得真叫揪心，根本不是过去当新文化运动旗手、建党领袖时的样子，家里连买米的钱都经常没有，全靠安庆老乡邓仲纯时不时接济，北大同学会也偶尔送点碎银子过来。 妻子潘兰珍没办法，只能把朋友送的灰鼠皮袍拿去当铺当掉换钱，连自己的戒指耳环都当光了，就为了换点柴米油盐。 陈独秀自己也得干活，在院子角落种点瓜果葱蒜，跟潘兰珍一起担水浇园，才算能吃上口新鲜菜。 乡民们常在黄桷树下跟他聊天，听他一口安徽口音，说些文绉绉的话，谁能想到这老头是当年叱咤风云的人物，连吃饭都得靠人帮衬。 可再穷，他的腰杆也没弯过，蒋介石早就盯着他，知道他名声大，1939年特意派胡宗南和戴笠带着茅台酒上门，想拉他反共，还许了好处，结果吃了闭门羹。后来又让朱家骅送5000元支票，他原封不动退了回去，说自己再穷也不花这钱。 之前国民党还邀他当劳动部长，他气得直骂：“蒋介石杀了我许多同志，还杀了我两个儿子，我和他有不共戴天之仇，怎么可能替他做事！” 最让人佩服的是写书稿那事儿。 他晚年想编本《小学识字教本》，出版社预付了2万元稿费，这在当时可是笔巨款，够他过好几年安稳日子。 可送审时，教育部长陈立夫非要让他改书名，改成“中国文字基本形义”，不然就不出版。陈独秀梗着脖子说一个字都不能动，家里都快断粮了，潘兰珍劝他动一动那笔钱，他却说这钱碰不得，硬是又把皮袍当了换米。 直到去世，那2万元一分没动，全退给了编译馆。为了感谢房主让他住，他还帮着校正房主先祖的文稿，没收一分钱，全凭心意。 其实早在出狱时，他这硬脾气就显出来了，1937年监狱遭轰炸，国民党说写份悔过书就能保释，他当场就怒了：“我宁愿炸死在牢里，也没什么过可悔！”非要无条件出狱，最后还是胡适这些人联名保释才出来。 到了江津，还有人劝他出国避避，说能给安排好住处和钱，他也谢绝了，就守在石墙院，一边养病一边写东西，哪怕环境差得要命。 1942年春天，他血压又犯了，舍不得请医生，就用蚕豆花泡水喝，结果泡久了发酵中毒，昏迷过去。等邓仲纯这些朋友赶过来，早就来不及了。 5月27号晚上，就在石墙院那间闷热的屋子里，他悄没声地走了，才63岁，死的时候，身边除了几本没写完的书稿，连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还是朋友凑钱给他办的后事。 想想真是唏嘘，早年领导新文化运动，喊出“德先生赛先生”，后来又是建党的主要人物，一辈子五次被捕，遭了多少罪。 到了最后四年，困在山里过着要饭似的日子，可骨头从来没软过，国民党给的官、送的钱，只要沾着条件，他碰都不碰；书稿改个名字就能有钱，他偏不低头。这哪是穷酸，这是真有骨气。 别再想什么风光余生了，陈独秀最后那几年，是把清贫过到了极致，也把骨气硬到了极致。穷得靠施舍活着，却比谁都有尊严，这样的人，就算困在破院子里，也比那些趋炎附势的人站得直。他这一辈子，辉煌过，落魄过，可从没丢过骨子里的硬气，这才是最让人佩服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