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74年，39岁才子高启被朱元璋赐以腰斩，朱元璋亲到现场。刑场上，高启声嘶力竭道：“我一生自比天上仙官，死有何惧！是非功过，自有后人论断。”临死前，更是手沾鲜血，在地上连写3个“惨”字。 高启是江苏苏州人，出身农家，早年家境清寒，但才华横溢，年少成名。他的诗文清新俊逸，风格自成一家，是“吴中四才子”之首，与杨基、张羽、徐贲齐名。 他本可以凭借这份文学造诣，安安稳稳地做个文人，写点诗，教点书，过上不惊不扰的日子。 但偏偏，他活在元末明初这个政权更替的大时代里，这就意味着，每一个举动都可能被戴上政治的帽子。 高启原本对元朝并无特别忠诚，反而在元末战乱中积极参与地方事务，也曾为明军献策，按理说与新政权并无根本矛盾。 朱元璋建国后，也确实器重他，曾屡次召见，甚至有意让他参与新朝的文化建设。然而，高启并不买账，或者说，他并不愿意完全臣服于新政权的意识形态框架之下。 他自视甚高，言语不加修饰，尤其是在诗文中多次表达对元代文人、旧制度的惋惜和尊重，这在建立初期的明朝看来，是一种危险的“思想污染”。 更关键的是，高启在《大明太祖皇帝实录》初稿中写的一段文字，被朱元璋认为“不敬”。 朱元璋出身贫寒，深知自己在士人群体中本就缺少认同感，更何况一个出身农家的读书人，还敢在国史里不加粉饰地描写“龙兴之路”，这不能不让朱元璋感到不安。 再加上，高启与朝中多位官员交往甚密，其中不乏曾在元末反对朱元璋的旧人，这种社交圈在那个“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的高压氛围下，简直就是自掘坟墓。 朱元璋对高启的文学才华虽有欣赏，但对他骨子里的“文人傲气”极度不满。尤其是高启那种“不合时宜”的清高态度，在一个强调绝对忠诚和意识统一的政权面前，简直就是一颗随时可能爆炸的火药桶。 而高启自己，也的确不懂得避讳。他在《咏史》《怀古》一类诗作中，频繁暗示对明初政策的不满，甚至借古讽今，这种文风在私人圈子可能被视为风骨，但在朱元璋眼中，就是“阳奉阴违”。 更严重的是，他在给友人写信时多次提及对新政权“文狱”的担忧，这些私信被举报后，更加深了朱元璋的怀疑。 最终，一桩“参与谋逆”的罪名被加在了高启的头上，虽无确凿证据，但在那个时代，证据从来不是决定命运的关键。 这个事件之所以至今仍被反复提起，不只因为它的悲剧性，更因为它揭示了一个问题：在政权更替的大变局中，文人到底该如何自处？ 高启的才华无人否认，但他的悲剧在于，他试图用诗人的方式去谈历史、评人物，却忽视了政治的底线。 他没有像宋濂那样懂得“适可而止”，也没有像刘基那样擅于自保。他选择了一条理想主义的路，却忽略了现实主义的规则。 今天回望，不必过度美化高启，也不必一味指责朱元璋。他们都活在一个风云激荡的时代，各自代表着不同的立场与选择。 素材来源：每天了解一位历史名人——高启 2022-10-20 15:41·五彩秦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