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海匪孙二虎与陶勇洗澡后，突然有人匆忙塞给孙二虎一封信，由于不识字，他随手递给陶勇，陶勇打开信一看，脸色大变，这是一封策反信！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1942年春，苏中沿海的战局愈发紧张，日军封锁日益严密，陆路补给受阻，而新四军在缺乏海上力量的情况下，愈发感受到水线之困，陶勇作为一师三旅旅长，肩负着打开海上局面的重任，在一次例行的赴海防团督导途中，他与刚归顺不久的孙二虎在渔村澡堂暂作休整。 孙二虎原是连云港一带颇有名气的海匪，出身渔家，年少便在风浪中练就一身水性，战乱之中，他拉起队伍在黄海沿岸横行多年，虽披着“匪”的外衣，却有自己的规矩，从不扰民，专劫富商和日伪船只，陶勇早年便听闻其名，认为此人虽非正规出身，却天性不恶，有可塑之处，此前在龙王庙会设伏擒下孙二虎后，陶勇并未即刻处置，而是以诚相待、晓以大义，最终成功将其收编，编入苏中军区，组建海防团，任命其为大队长。 自归队以来，孙二虎表现尚可，虽偶有江湖习气，但在纪律整训与战斗执行上均无大碍，陶勇对其寄予厚望，认为此人能在海防建设中发挥独特作用，正当一切似乎步入正轨之时，那封突然出现在澡堂门口的信，打破了短暂的平静。 那是敌伪势力策划的一次心理战，信的落款来自孙二虎的旧部袁国祥，内容虽无明言投敌，却通过“兄弟情义”和“识时务者为俊杰”的字眼，暗示新四军对其并无真正信任，鼓动其“另谋出路”，信中承诺，只要孙二虎率部归顺，不仅保全性命，还可获“海上保安司令”头衔，配发机枪火炮，家眷亦可受到保护。 陶勇读罢信件，神情凝重，他深知此事若处理不慎，不仅会失去一支关键的海防力量，更可能引发部队内部的信任危机，陶勇没有公开信件内容，而是迅速将信件上交粟裕，同时提出临时整编建议，暂停海防团的武器使用权，以防不测。 此举在孙二虎看来，却是对其忠诚的否定，本已千辛万苦归顺，如今却要遭遇缴械，令其心中难以平衡，他愤然离队，返回连云港附近旧据点避风，陶勇此时正在华中党校受训，接到消息后，第一时间赶回部队指挥部，深知事态严重，他并未采取强硬手段，而是选择亲赴孙二虎所在海域，寻求挽回。 在北坎港外，陶勇乘小艇登上海上匪寨，面对旧部的警惕与狐疑，陶勇未曾携带卫兵，仅带一名翻译随行，他用实际行动表明信任，也以情动人，分析局势，坦陈利害，孙二虎在犹豫良久后，终于吐露心声，坦言并无投敌之意，只是对新四军内部猜忌心生寒意，陶勇当即提出“假投敌”之计，既可保全其家人，也可伺机策反敌方，为新四军谋得战略主动。 孙二虎接受建议后，返回掘港伪军驻地，向陈茂清“归顺”，被任命为伪军团长，实际上，他秘密联络旧部，重整海上力量，逐步掌握六艘武装船只及三百余人控制权，1943年春夜，孙二虎率部自北坎出发，乘夜色掩护，成功脱离伪军控制，驶入鲨鱼洼新四军海防团驻地，陶勇与军区领导姬鹏飞亲自迎接，将其重新编入部队，并为其改名“孙仲明”，寓意“见光明”。 此次归队，标志着孙仲明的真正转变，他不再是那个桀骜不驯的海匪，而是一个有组织有信仰的抗日战士，不久之后，日军从海上对丰利镇发动突袭，意图摧毁新四军指挥体系，孙仲明主动请战，率部埋伏于吕四港，凭借多年海战经验，成功击沉敌方指挥舰，毙敌军官洞庭芳，俘虏千余人，缴获大量武器，这是新四军海上作战史上的关键一役，确立了孙仲明“海上猛虎”的地位。 陶勇对孙仲明的评价也悄然发生变化，从最初的收编利用，到后来的深度信任与战略依赖，二人逐渐形成一种超越上下级的战友情谊，1944年8月，苏中海防纵队成立，陶勇任司令，孙仲明任副参谋长，两人共同筹划，将原本分散的海防力量整合为三支团级单位，逐步实现海防体系正规化。 孙仲明的部队不仅在战斗中屡建奇功，更在物资运输、情报收集、敌后渗透等方面发挥了独特优势，他们利用渔网缠住日军舰艇螺旋桨，用酒坛装火药攻击敌船，甚至通过渔民身份伪装，打入敌伪据点实施破坏，他所统领的海防二团，成为人民海军早期雏形的重要基础。 抗战胜利后，新四军转战内地，孙仲明调任华中海防纵队，继续护航任务，1946年至1949年，中国人民海军正式组建，孙仲明的部队成为其中唯一拥有实战经验的海上力量，他本人被任命为华东海军副司令员。 1956年1月，孙仲明因病逝于江苏泰州，年仅48岁，其身后事由海军负责安葬，他的女儿林帼光后撰写《曙光之歌》，以纪念父亲的革命历程，而陶勇则在十年后离世，死因未明，孙仲明生前曾亲自将佩戴多年的马刀送入陶勇骨灰盒旁，以示两人战友情深。 信息来源：解放军报——孙仲明：追寻曙光而行的“海上霸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