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贵不抽中华，爱抽三毛钱一包的三七。永贵大叔不喜欢吃喝，生活比较朴素，没有什么特殊的嗜好，就是爱抽烟。 一个国务院副总理，会议室里别人抽中华，他却掏出三毛钱一包的三七烟；一个管全国农业的大官，月收入180块还要养一大家子人。这就是陈永贵，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农民副总理。他的传奇不在于当了多大的官，而在于当了官还是那个农民。 陈永贵1914年出生在山西昔阳县大寨村，6岁时父亲自缢身亡，他只能寄居在一户寡妇家当长工。那时候太行山里的日子苦得很，吃了上顿没下顿，更别提上学读书了。陈永贵从小到大没进过学校门，直到四十三岁才勉强读了个”扫盲班”，认识的字加起来也就一千来个。 新中国成立后，陈永贵当上了大寨村的党支部书记。1963年夏天，山西遭遇特大洪水，大寨村70%的民房和梯田被冲毁。山西省政府主动提出要拨款帮助重建，结果被陈永贵拒绝了，他说要在”不花政府一分钱”的情况下重建大寨村。半年后，大寨人不仅重建了所有民房，粮食产量还比上一年翻了一倍，总产量达到20万斤，还向国家上交了12万斤。 这事儿传到中央，毛主席很高兴，1964年提出了”农业学大寨”的号召。毛主席问山西省委书记陈永贵识不识字，得到回答是”不识字，这些年扫盲，能看点报纸，是个大老粗”。毛主席兴奋地站起来说：“好！山沟里出了好文章。陈永贵识的字不多，做的事可不少。” 1975年初，周总理见到陈永贵开口就说：“这次找你来就是安排人大的事，你要有所准备，担任国务院副总理，把大寨精神推向全国。”陈永贵一开始不肯，觉得自己文化不够，后来在周总理的劝说下才接受了任命。 当上副总理后，陈永贵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就是他的朴素。陈永贵当副总理期间，领的还是大寨的工分，再加上省里、国务院的一点补助，总共月收入180来块钱，这180块要负责一大家子的生活，还要招呼慕名而来的亲戚、客人，日子过得很是紧巴。他中央开会，听说茶叶要自己掏钱，从那以后就不喝茶了，生活上抠到这个地步，所以被称为”国务院里的穷人”。 在各种会议场合，陈永贵那个三毛钱一包的三七烟总是格外引人注目，当时三七烟带锡纸的卖四角五分，不带锡纸的卖四角二分。会议室里，当其他与会者掏出精装的中华烟时，陈永贵总是从衣兜里摸出一包皱巴巴的三七烟盒。有同事好心劝他抽点好烟，陈永贵总是一摆手说三毛钱一包够味，花那冤枉钱干啥。 陈永贵当了五年副总理，从来没想过要给自己和家人弄一个北京户口，他总觉得这是在占公家的便宜。没有城市户口就没有粮票，每年秋后大寨分粮食，要专门拿出陈永贵的那份口粮送到公社粮店，换成全国粮票给陈永贵捎去。按规定应该给陈永贵配一名服务员，被陈永贵拒绝了。陈永贵有时候心疼媳妇和儿子，工资到手给媳妇买件衣服，给儿子买点玩具，媳妇宋玉林转头就偷偷拿出去卖掉。 1980年辞职前夕，陈永贵情绪波动很大，最后是叫儿子代笔写了辞职信，内容很简单：“身体不好，没文化，不适应工作。”他唉声叹气地说：“唉！干不了啦！人家不免咱，咱也别等人家免，咱自己写个申请吧！” 胡耀邦亲自发话，陈永贵年纪不小了，就留在北京住下来，按行政13级发给工资，保留汽车，警卫员、司机、炊事员都继续留下为他服务。三年后，陈永贵又写信请求国家给他安排一个适合的工作，中央把他安排到京郊的东郊农场当顾问。 1984年冬天，有人去看望陈永贵，他正蹲在沙发上，端着个粗瓷大碗，喝昔阳人爱吃的小米加面条煮的糊糊。他对来访者说现在只有这么个工作了，东郊农场的顾问，一星期去一回。到了东郊农场，年纪大点的喊”陈大哥”，年轻的喊”永贵大叔”，陈永贵一一作答，高喉咙大嗓门地喊着，笑着。 陈永贵共有存款8300余元，本来想把这8300块全交党费，但妻子不干，说还有几个月老四就要参加高考，不给他留点钱，他拿什么上学。看到曾经当过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永贵，除了这点钱就没别的供孩子上大学，陈永贵只好改了遗嘱。1986年3月26日，72岁的陈永贵去世。去世前，他将一生积攒的八千多存款，全部上交了党费。 陈永贵说：“我这一辈子能够和毛主席连在一起，也算是不枉活了一场了。人是注定要死的，我没有给毛主席丢脸。我作为一个农民，成为党中央的政治局委员，谁能想到呢？我敢说，我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个农民。” 三毛钱的三七烟，见证了一个农民的传奇人生。陈永贵的故事让人思考：真正的品格不在于抽什么烟，而在于心里装着什么人。你觉得在那个时代，像陈永贵这样的农民副总理，对我们今天有什么启示呢？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