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华：到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任职，愿不愿意，欧阳文：我愿意！ “1961年9月的一个午后，肖华推门而入，话没寒暄：‘老欧，到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当政委，愿意不？’”屋里窗子正敞着，阳光压在桌面上，欧阳文放下手里的报纸，仅用了两个字：“愿意！” 那一年，部队机关正大规模精简，报社、出版社、宣传部门裁撤、合并的消息此起彼伏。欧阳文的名字原本排在《解放军报》总编辑一栏，可整风风头刚过，他被调成副职。短短数月，职责骤减，场合骤少，他心里明白：不被重新安置就意味着闲置。对一位从雪山草地里闯出来的老军团长来说，“没工作”比挨批更难受。 有意思的是，肖华的提议乍看像是“下放”。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地处内陆，远离北京权力中枢，此外又隶属通信兵部，并不归总政直接领导。可在当时的军内，正兵团级的政委职位仍是硬菜，况且学院正好在扩建，缺人也缺章法。肖华对欧阳文的脾气摸得清——给舞台，不怕远。 欧阳文没有犹豫。他经历过湘江血战、松骨峰鏖兵，山高路险都走过，再去西安，算不上什么坎。“政委就政委，教员就教员，只要干起来，心不悬着。”有人劝他：“从报社回到学院，专业跨度不小。”他答：“行伍出身的人，换的从来都是战场。” 十月下旬，他抵达西安。迎接队伍不算大，一辆苏制吉普、几名行政干事，甚至连欢迎横幅都没有。学院当时的状态却是一眼可见的混杂：教研室名称与番号裹在一起改了又改，干部分属通信兵、空军、后勤三套系统，人心浮动，容易“各吹各的号”。 欧阳文先做的不是开大会，而是挨个办公室串门。看到课表乱成一团，他把年轻排课员叫过来，只问一句：“能不能在本周五前改好？”排课员点头，他便不再多说。晚上十点，他拿着校区地图独自绕操场转圈，记各教学楼的位置，第二天与院党委商量调整行车路线，力求减少学员跑堂时间。此后一个礼拜，他从教学秩序谈到伙食标准，几乎把院里问题一项项拉到桌面。 值得一提的是，学院正处于雷达、电子对抗等新兴专业起步阶段。一批留苏回国的工程师技术过硬却“不善政治”，新分来的学员又大多在前线报国热情高却基础薄弱。两股人马碰在一起，争执常有。欧阳文在作风上依旧“红三军团”味道，说话直，但他懂得站位。“你们搞科研有意见就摊开，说清楚技术环节。政治工作不是掺沙子，而是保证国家把钱花对地方。”用这种口吻，他既给专家撑腰，也维护了党委权威。 半年后，学院教学秩序大体理顺，雷达工程专业独立，分出“雷达工程学院”管理。新机构刚挂牌，上面却下达一个决定：欧阳文不再兼政委，而是调任院长。通知到手，他愣了半晌：自己从未管理过具体科研与教学计划，为什么让他上？有人揣测是“补缺”，也有人联想到他此前在整风中被“点名”，如今改行政岗，好看也好用。欧阳文私下对老战友说：“位置在哪儿无所谓，别让我当摆设。” 1963年底，他在干部大会上引用《孙子兵法》一句“其疾如风”，随后话锋一转：“办一所好军校也得像行军，一慢就出岔子。”会议因这句话变得不再刻板。他改进考核、推广模拟演练、增加实验经费，学院气象焕然。只是好景不算长。 1964年春，学院开展“长征精神”讲座。轮到欧阳文时，他难免提到旧部彭德怀，一句话“彭总当年生死关头从不先顾自己”被个别记录者写成“为彭老总招魂”。这几乎是政治红线。七月，他被宣布停职检查。那场风波没有降级，而是直接“免”。 再往后的十三年，欧阳文经历的并不是单纯的“赋闲”。先是院内监督组，后是地方“五七干校”，从陕西转到江西，又到湖北，换了几处农场。队里知情者回忆，他拿锄头刨地，腰板依旧挺得笔直；闲下来的夜晚，他会掏出旧笔记本写电台课程提纲，说是“怕忘了”。 1977年，新局面到来。欧阳文主动赴京，找到原总政干部部一位熟人，递上申请：“该让老兵再发光一次。”文件批得意外地快。他被特邀参加全军高层通信技术座谈会，坐在会场后排，见到肖华又来了句玩笑：“西安那一趟，值了。” 短短两天，他提出将军用频率预留与民用电子工业配套的设想。会后，好几位年轻工程师围住欧阳文，连声说“前辈”。这时候他才真正感觉：一条业务线，靠坚持总会有接力人。 三个月后，电子科技大学在成都挂牌，学院溯源追到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邀请函送到欧阳文手上，职务写着“名誉院长”。那一刻，他放下纸，笑得很浅，却极坚实。 回看1961年那句“愿意”，并非一句客气话，而是穿过复杂政治气候的实际选择。对军人而言，战场变了，使命没变；对新中国的技术教育来说，老红军的政治意志与工程师的专业精神并不矛盾。欧阳文的路径，恰好印证了这种结合的可能——只要不放弃工作，不脱离实践，再迂回的道路也能走出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