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沈醉发现一个疯老头在跑步，感觉他有些奇怪，就下令把他关押起来，手下却说：“这人被关了十几年，已经疯了，不用管他！” 1933年，韩子栋入党，是个热血青年。组织看他机敏，派他打入国民党内部，搞情报。那个年代，这活儿跟在刀尖上跳舞没两样。可惜，好景不长，1934年，因为叛徒出卖，他在北平被捕了。 这一进去，就是整整十四年，换了七个监狱。敌人拿不到口供，又没法直接处决，就把他当成“顽固分子”一直关着。 时间一长，韩子栋琢磨明白了，硬抗下去，要么被打死，要么被彻底遗忘在牢里。他得活下去，得出去。怎么活？他选择“疯”。 这个决定一下，他就不是韩子栋了，他是白公馆里人尽皆知的“疯老头”，狱中代号225号。他开始流口水，开始傻笑，开始在放风的时候啃树皮。 有一次，看守卢兆春一脚把他踢开，跟上级报告：“长官，这老家伙又在啃树皮！”沈醉也撞见过这一幕，凑过去看，韩子栋满嘴的口水混着青涩的树皮渣，指甲缝里黑乎乎的。沈醉当时就嘀咕：“关了十几年，还没疯？” 卢兆春赶紧把档案递上去：“长官您看，他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了。” 韩子栋心里清楚，越是这种精明的人，越容易被表象迷惑。 他的“疯”，成了他最好的保护色。因为疯，看管他的特务渐渐放松了警惕。他们觉得，这225号，就算把监狱大门打开，他自己都得跑回来。有的特务甚至跟他混熟了，还带他回家吃过饭，带他上街看牙。 他每天雷打不动地在院子里跑步，特务们以为他疯病发作，锻炼身体。实际上，他在为越狱储备体能。 更重要的是，他利用每一次外出的机会，把白公馆周边的地形、道路、岗哨位置，像过电影一样刻在脑子里。回到牢房，趁着倒马桶的功夫，他用偷偷藏起来的竹片当笔，蘸着米汤，在碎纸片上画出简易的地图，然后塞进墙缝里，交给狱中党组织的负责人许晓轩。 同牢房的老张有次小声问他：“老韩，咱们还有机会出去吗？” 韩子栋没回答，突然怪笑起来，抓了一把稻草就往老张嘴里塞，喊着：“吃！吃！”把老张吓得直哆嗦。可就在老张躲闪的时候，韩子栋飞快地在他手里塞了个布条，上面写着：“八月十五，等我信号。” 他把所有人都骗了，就为了等一个机会。而这个机会，终于在1947年8月18日这天来了。 那天，磁器口的一家茶馆里，烟雾缭绕。看守卢兆春正跟几个袍哥兄弟摇骰子，赌得面红耳赤。韩子栋就蹲在旁边，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桌上的银元，一副痴傻的样子。 他兜里的手，却紧紧攥着一片磨了很久的刀片。他看着卢兆春他们玩得兴起，知道自己的机会来了。 他撞翻了身后的竹椅子，扯着嗓子大喊：“老子要撒尿！” 卢兆春正赌在关键时刻，头也不抬，不耐烦地挥挥手：“滚远点，别在这碍事！” 韩子栋连滚带爬地跑出茶馆，他深吸一口气，这，就是自由的空气。他撕开身上破烂的棉袄，露出里面用碎布拼接缝成的“地图”。 身后传来了卢兆春的叫骂声，但他头也没回，一头扎进了江边的芦苇丛里。 从重庆到河南，这一路，是生死逃亡的43天。 他在涪陵码头躲在渔船的底舱，船老大看他浑身湿透，以为是哪里来的水鬼。韩子栋扑过去抱住船老大的腿，就喊两个字：“饿！饿！”船老大心软了，扔给他半块发霉的玉米饼。韩子栋狼吞虎咽，眼泪和着饼一起吞进肚子。 在宜昌转火车，碰上国民党巡逻队。他故技重施，在站台上撒泼打滚，指着天大喊：“抓特务！抓特务！”士兵们嫌晦气，用枪托把他赶走，却没发现他趁乱爬上了一列运煤的货车。 火车向北，他靠在冰冷的煤堆上，终于敢小声地唱起《国际歌》。 这一路，他没有身份证明，随时可能被抓回去。在武汉，他想起狱中认识的一位叫郑绍发的难友，郑家在河南许昌。他凭着惊人的记忆力，一路乞讨，找了过去。当他出现在郑家门口时，牙齿掉光，满头白发，瘦得脱了相，郑家的老伴差点没把他认出来。 可他不敢多待，怕连累好心人。郑家又把他介绍到城里亲戚开的“交通旅馆”打杂。人多眼杂，反倒安全。 1947年10月2日，河南滑县解放区的哨所前，哨兵看到了一个奇怪的“疯子”。这个蓬头垢面的男人，正对着飘扬的党旗，一遍遍地磕头，老泪纵横。 他颤抖着从内裤里，掏出一个用油纸包了一层又一层的小包。打开来，是一张模糊不清的党员证。 确认身份后，指导员紧紧握住他的手，激动地说：“欢迎回家！” 43天，1500多公里，一个“疯”了十四年的人，就靠着双脚和不灭的信念，从地狱爬了回来。 而他身后，白公馆乱成了一锅粥。看守卢兆春因为失职，被关了一年多，出来的时候，他真的疯了。 韩子栋后来怎么样了？他没有躺在功劳簿上，而是被派到贵州工作，先后担任贵阳市委副书记、省政协副主席等职务。他把余生都奉献给了这片土地。晚年，他还牵头成立了“小萝卜头”少年教育委员会，给孩子们讲那些发生在渣滓洞、白公馆里的故事。 1992年，韩子栋老人病逝，享年84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