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49年，乾隆亲自审问川陕总督张广泗，下令严刑拷打。张广泗满身是伤，但还是不停辩白。乾隆大怒，下令将其斩首示众。 刑场上，刽子手的刀光落下前，张广泗或许还在回想十年前的自己。 那时他刚坐上云贵总督的位置，鄂尔泰拍着他的肩说“西南安定，全靠你了”，可谁能想到，不过十年，他会从封疆大吏沦为阶下囚，最终落得身首异处的结局。 张广泗的发迹，本就带着几分“意外”。他并非科举出身，只是个监生，靠捐纳得了个贵州思州知府的小官。在清代，捐官出身的官员常被轻视，可张广泗偏凭着一股狠劲，抓住了改变命运的机会。 当时云贵总督鄂尔泰正在推行“改土归流”，西南土司叛乱频发，张广泗主动请缨平叛，不仅作战勇猛，还能提出“分化土司、逐个击破”的策略，几次战事下来，竟立下不少功劳。 鄂尔泰对他极为赏识，多次向雍正举荐，短短几年，张广泗就从知府破格升为贵州巡抚，后来又接任云贵总督——这份晋升速度，在清代官场里堪称“奇迹”，那时的他，是朝野公认的“西南能臣”。 可谁也没料到，让他栽跟头的，恰恰是他最擅长的“平叛”。乾隆十一年，四川大金川土司莎罗奔叛乱，乾隆第一时间想到了张广泗——毕竟他在西南多年，熟悉土司习性和山地作战。 接到任命时，张广泗信心满满，甚至跟手下将领开玩笑“这趟差事不难，顶多半年，咱们就能回京领赏”。 可当他抵达金川前线，才发现现实远比想象残酷：这里全是陡峭的高山，叛军在险要关口修建了无数石头碉楼，这些碉楼墙体厚达数尺，清军的火炮根本打不穿，士兵仰攻时，还会被碉楼里的叛军居高临下射杀。 为了破碉楼，张广泗试过不少办法：挖地道想从地下炸穿碉楼，结果地道没挖到一半就被叛军发现；用火攻想烧垮碉楼，可碉楼全是石头砌的，根本烧不着； 集中兵力强攻，每次都要付出几百甚至上千人的伤亡，却连一座碉楼都拿不下来。 清军士气越来越低，张广泗看着堆积如山的伤亡报告，只能硬着头皮给乾隆写奏折，如实上报损失，还承诺“明年夏秋时节，必能平定叛乱”。 他以为乾隆会理解战事艰难，却没算到，乾隆的耐心，正在被另一件事耗尽——乾隆十三年，富察皇后在东巡途中病逝，乾隆本就悲痛欲绝，金川战事的僵局，成了他宣泄怒火的突破口。 这年四月，乾隆派首席军机大臣讷亲前往金川督战。讷亲是乾隆的亲信，自恃身份尊贵，到了前线就摆出“钦差”的架子，不仅不听张广泗关于地形和碉楼的分析，还逼着他“速战速决”。 甚至放话“再拖下去，你们都得掉脑袋”。张广泗本就因战事不顺窝火，见讷亲不懂军事还指手画脚，脾气也上来了，他干脆交出兵权，说“既然大人觉得能赢，那军队就交给大人指挥”。 讷亲以为自己能扭转战局，立刻调集一万多清军，对金川叛军发起猛攻。可他不懂山地作战，也没考虑碉楼的防御优势，十几天下来，清军伤亡数千，进展却为零。 更丢人的是，有次三千清军遭遇几十个金川士兵袭击，竟吓得四散奔逃，白白损失了几百人；后来又发生金川士兵夜袭清军军营的事，叛军不仅杀伤士兵，还抢走了几门大炮。 乾隆接到奏报时，气得在朝堂上怒斥“闻之骇听”——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派去的“精锐之师”，会窝囊到这种地步。 更让乾隆震怒的，是军费的消耗。这场本被视为“小规模平叛”的战争，前后花了近两千万两白银，要知道，当时清朝一年的国库收入也才四千多万两。 乾隆心里清楚，这么多钱肯定有问题，各级官员大概率贪挪了军费，甚至把其他亏空也混入了战事开支。 可战事拖到这一步，他已无力再增兵增饷，只能想着“找个人来承担责任”，而张广泗，成了最合适的“替罪羊”。 于是，乾隆下旨将张广泗押回京城审讯。在瀛台的审讯室里，张广泗满身是伤，却仍在极力辩白：他说金川地形复杂，土司势力盘根错节，不是轻易能平定的； 他说自己制定的战术并非没有道理，只是叛军的碉楼实在难以攻克；他还说讷亲指挥失误，自己曾想提醒，却被讷亲驳回。 可乾隆根本听不进去，他盯着张广泗，怒斥道“你统领大军，却让士气低落；夸下海口却无法兑现；见讷亲犯错不阻止，反而背后嘲讽，这就是你所谓的‘尽忠’？” 1749年的秋天，张广泗被斩首示众。这位曾在西南疆场上叱咤风云的能臣，最终成了金川战事的牺牲品。 他的悲剧，或许有个人的局限——比如在与讷亲的矛盾中赌气交权，没能顾全大局； 但更多的，是清代帝王权术的残酷：当战事超出预期、当帝王情绪失控，再大的功劳，也抵不过一场失败的追责。 信息来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