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曾赞誉旗手在选角上的独到眼光，而事实也确实证明了这一点。1964年，旗手亲赴上海，为现代戏《智取威虎山》挑选演员。在考试过程中，童祥苓演唱了一段传统戏《定军山》，他的表演给旗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尽管如此，旗手并没有立即决定让童祥苓出演杨子荣。几天后，她特意去看了童祥苓在《红灯记》中的演出。演出即将开始，团长告知童祥苓旗手前来观戏。得知这一消息，童祥苓紧张不已，在前两场戏中感到浑身不自在。然而，不久之后，童祥苓便被选中，调入了《智取威虎山》剧组，担纲“杨子荣”一角。 在此之前，《红灯记》中铁梅的角色一直由杜近芳出演，她的唱腔堪称一绝，无人能及。就连梅兰芳都对她赞不绝口，认为她的唱功超越了自己。杜近芳与旗手的关系也相当融洽。然而，旗手从剧情需要出发，认为铁梅这一角色更适合擅长表演小旦的演员来担任。她向杜近芳坦言，虽然她演正派青衣无人能及，但李铁梅是个小姑娘的形象，并不适合她。杜近芳提出自己曾演过年轻的杜丽娘一角，旗手则回应说，杜近芳的脸盘较大，打扮出来并不像小姑娘。经过一番精挑细选，旗手最终选定了刘长瑜。她的唱腔清脆悦耳，旗手当即表示：“我就要这个，她最适合演铁梅。” 样板戏，诞生于特殊历史时期，宛如一颗独特的文化星辰，在时代的天幕中闪耀着别样的光芒。它并非普通的艺术形式，而是被赋予了深刻政治意义与独特文化价值的特殊存在，成为那个时代极具代表性的文化符号。 从创作理念来看，样板戏以 “三突出” 原则为核心，即 “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这一原则使得样板戏中的人物形象被高度理想化和典型化，英雄人物往往被塑造得高大完美，具备坚定的革命意志、无私的奉献精神和超凡的智慧勇气 ，他们成为了革命精神的化身，引领着观众的情感和思想走向。例如《红灯记》中的李玉和，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始终坚守革命信仰，毫不畏惧，以大无畏的精神展现了共产党人的崇高气节；《智取威虎山》里的杨子荣，深入虎穴，与敌人斗智斗勇，凭借着过人的胆识和智慧，成功完成剿匪任务，成为了人们心目中的英雄典范。 在表现形式上，样板戏融合了多种艺术元素，进行了大胆的创新与尝试。它在继承中国传统戏曲艺术精髓的基础上，巧妙地借鉴了西方戏剧、音乐、舞蹈等艺术形式的优点。在音乐方面，将京剧的传统唱腔与交响乐等现代音乐元素相结合，使音乐更加丰富多元、气势磅礴，如《红色娘子军》中激昂的交响乐伴奏，为剧情增添了强烈的感染力和震撼力； 样板戏的剧目内容主要围绕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展开，涵盖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等不同历史时期的重要事件和英雄事迹。《沙家浜》讲述了抗战时期，新四军伤病员在沙家浜养伤，与当地群众共同抗击日伪军的故事，展现了军民鱼水情深的感人画面；《奇袭白虎团》则以抗美援朝战争为背景，刻画了志愿军战士英勇无畏、出奇制胜的战斗精神。这些剧目以生动的故事情节和鲜明的人物形象，展现了中国人民在革命历程中的英勇奋斗和伟大牺牲，成为了宣传革命思想、传承红色精神的重要载体。 在人物塑造方面，“三突出” 原则成为了塑造人物的关键准则，这使得样板戏中的英雄人物形象鲜明、高大，他们的精神品质和革命意志被高度强化，成为观众心目中的精神楷模 。以《红灯记》中的李玉和为例，他被塑造成了一个坚贞不屈、为革命事业奉献一切的共产党人形象，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和威逼利诱，始终坚守党的秘密，展现出了钢铁般的意志和崇高的革命气节；《沙家浜》中的阿庆嫂，机智勇敢、沉着冷静，巧妙地与敌人周旋，掩护新四军伤病员，她的形象成为了革命女性智慧与勇敢的代表。 这种创作模式也为样板戏的学习和传承搭建了坚实的桥梁。文艺工作者们可以依据这套模式，深入学习样板戏的创作精髓和艺术技巧，从剧本创作、音乐设计、舞台表演到舞美布置等各个环节，进行系统的学习与模仿。对于普通观众而言，固定的创作模式使他们更容易理解和接受样板戏所传达的思想情感，也更便于在欣赏过程中产生情感共鸣。 清晨，当第一缕阳光洒向大地，广播里便传出样板戏的旋律，唤醒了沉睡的人们，开启了新一天的生活；傍晚，劳作一天的人们回到家中，样板戏的声音又从广播中传来，为他们疲惫的身心带来一丝慰藉和娱乐。那些经典的唱段，如《沙家浜》中阿庆嫂的 “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以其独特的韵味和生动的唱词，将阿庆嫂的机智与沉着展现得淋漓尽致，这段唱词通过广播的传播，让无数听众耳熟能详，甚至能够随口哼唱；《红灯记》里李玉和的 “临行喝妈一碗酒，浑身是胆雄赳赳”，则将李玉和英勇无畏、坚定革命的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其豪迈的唱腔感染着每一位听众，成为了那个时代的经典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