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张梅香和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一样，响应号召从北京来到陕北“接受再教育”。她本以为，苦点累点不算啥，只要熬过去总有回城的一天。可现实却像黄土高原的风，刺骨又无情。 住的是透风的崖窑，睡的是高粱秆铺的土炕，窑洞里潮气混着柴烟味，熏得人眼泪直流。白天挑水割麦，晚上还得点着油灯学“毛选”，工分却总比本地人少一半。 更糟的是，公社里的黄书良，仗着手里握着招工和升学的推荐权，对女知青们“格外关照”。 张梅香不止一次听同伴低声哭诉，被叫去“谈心”后，回来眼神空洞，连话都不敢多说。她心里发毛，却只能告诫自己：忍着，别惹事。 可有些事，忍不了。黄书良那天的“召见”，让张梅香嗅到了一丝危险的气息。她拖着疲惫的双腿，穿过打谷场，走到那间土坯房办公室前，门上的木闩吱呀作响，像是在警告她别进去。 推开门，黄书良坐在条桌后，墙上“农业学大寨”的标语红得刺眼。他笑得意味深长：“小张啊，最近表现不错，我看你有回城的机会，咱聊聊？”张梅香心跳加速，手指不自觉攥紧衣角。她知道，这“聊聊”背后藏着什么。 屋里光线昏暗，黄书良起身关上门，嘴里说着“别紧张”，却一步步逼近。张梅香脑子里嗡的一声，恐惧像冰水浇透全身，但她没退缩。她想起老乡教过的一个防身招——“踢胫骨”。 就在黄书良伸手的那一瞬，她猛地抬起膝盖，狠狠撞向对方膝盖下方10厘米的位置。只听“哎哟”一声惨叫，黄书良踉跄倒地，捂着腿满头大汗。 张梅香趁机拉开门闩，跌跌撞撞跑出办公室，冲下村口土坡，腿软得几乎摔倒。身后，黄书良的咒骂声混着风声传来：“反了你个小丫头片子，看我怎么收拾你！” 那一刻，她心如擂鼓，却也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痛快——她反抗了！ 跑回窑洞后，张梅香蜷缩在土炕上，双手还在发抖。她知道，这事没完。果然，第二天村里开始传她“作风问题”的谣言，有人指指点点，有人冷笑避开。 黄书良更是在公社大会上点名批评她“思想不纯”，甚至威胁要扣工分、写黑材料。张梅香咬着牙，没掉一滴泪。 她心想：我没错，凭什么让我背锅？她开始偷偷记下黄书良的种种劣迹，打算找机会揭发他，哪怕搭上回城的希望。 日子一天天过去，张梅香顶着流言和压力，继续在麦田里挥汗如雨。1973年，中央开始严查迫害知青的案件，村里风声渐紧，黄书良被上级警告，收敛了不少，但仍未受到实质惩罚。 张梅香知道，指望别人为自己讨公道，太难。她把希望寄托在自己身上——学习，考出去！1977年，高考恢复的消息像一道光照进窑洞。 她借来一本破旧的《数理化自学丛书》，每天干完活就点着油灯苦读，常常熬到眼花手麻。 陕北的冬天，窑洞里冰冷刺骨，她裹着破棉袄，嘴里哈着白气，手指冻得握不住笔，却从没想过放弃。 那年高考，张梅香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北京一所大学。拿到通知书的那一刻，她站在黄土高原的土坡上，风吹乱了头发，眼泪却止不住地流。 她想起8年前刚下乡时的无助，想起那次办公室里的惊险反击，更想起无数个挑水割麦的日子。黄土地磨砺了她，也让她明白：命运不是别人给的，而是自己争来的。 1985年，张梅香听说黄书良在整党中被揭发撤职，心里却没多少波澜。那些年的苦难，像黄土一样厚重，却也让她学会了坚强。 回到北京后，她成了一名教师，把自己的经历讲给学生听，告诉他们：无论环境多恶劣，都别放弃自己。 她常说：“黄土地上的扁担吱呀声，是我一辈子的勋章。它提醒我，苦难可以压弯脊梁，但压不垮一颗要活下去的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