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93年，菲律宾红薯高产，却明文规定红薯不准出口，偷渡者被处死，但是那一年，我国福建发生了大饥荒，在菲律宾经商的陈振龙万分焦急，他花重金买了一根红薯藤，将它偷偷编织到回国货船的缆绳里，改变了中国人的命运！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明代万历年间，福建连续遭遇旱灾，山地稀薄的土壤本就难以支撑稻谷和小麦的丰收，再加上天灾不断，百姓饿得啃草根、挖树皮，许多家庭因饥荒而破碎，彼时在吕宋经商的陈振龙，收到了家乡寄来的信，一行行字里全是亲族饥饿的哀叹，经商多年赚下的钱，在这样的灾荒面前显得无比苍白，他急切地想找到救乡里的办法。 吕宋的街头巷尾，常见当地百姓或西班牙殖民者抱着一种块根当作主食，那东西皮红肉黄，味道甘甜，最重要的是，几乎不挑土地，不怕旱涝，随便插根藤蔓就能长出一堆，陈振龙反复观察，发现这种作物不仅能在平地生长，在坡地和石缝里也能扎根，与福建饥民口中难以下咽的观音土相比，这种作物堪称救命粮。 可惜，西班牙人早就意识到它的重要性，为了防止外流，他们设下严厉禁令，任何人带出薯苗都会被判死刑，陈振龙知道风险，但想到家乡的荒凉情景，心里很清楚：若是成功带回去，不止一家一户，成千上万的人都能免于饿死，他开始尝试各种方法，把块根夹在货箱里，结果被搜出；又藏在行囊夹层，也差点被识破，几次失败之后，他几乎丢掉性命，却没有放弃，因为在他看来，个人安危与百万乡民的生死相比微不足道。 最后，他想出了一个巧妙办法，把藤苗掺杂在船用的粗麻绳里，再用泥浆和油脂包裹，使其看上去和普通缆索无异，检查的士兵只当是寻常旧绳，根本没生疑，商船离开吕宋港口的那一刻，他心里压抑已久的石头才稍稍落下，但真正的考验还在后面，长途航行中，藤苗缺水枯萎，他只好省下自己的饮水，偷偷浇灌在绳结里，风暴来袭时，他冒着被巨浪卷走的危险，也要护住那截生命的根，等到船终于回到福建海岸，藤苗虽然只剩下几寸气根，却依旧活着，他把它们当成至宝，赶紧栽在家乡的土地里。 第一次试种并不被人看好，乡邻们看到他在地里忙活，都觉得那只是无用的野草，其实这正反映出人们对陌生作物的天然不信任，中国自古强调“以谷为本”，粮食体系稳定而保守，任何新物种若要进入主粮序列，都要经过漫长的怀疑、试验和推广过程，陈振龙几乎每天守在田边，精心浇水施肥，终于在那年秋天，刨出的薯块一个个饱满结实，味道甘甜，他把成果呈交给地方官府，引起上层的重视，福建巡抚金学曾亲自下令试种，结果在盐碱地里也有收成，这让原本怀疑的官员和百姓震惊不已。 推广的过程并不平坦，部分粮商担心红薯会冲击稻米生意，地方士绅也害怕这种外来作物破坏传统粮政，他们甚至暗中破坏田地，但事实很快胜过争论，灾年里，种下红薯的百姓不再挨饿，保存下来的红薯干能撑过漫长的冬季，陈振龙与儿子几乎走遍福建山区，手把手传授种植方法，渐渐地，这种作物从闽地向赣南、江浙传播，再一步步北上，到达山东、河南等地。 红薯之所以能在中国大范围落地，不仅因为它适应力强，更因为它契合了中国人口增长的需要，明清时期，人口基数快速膨胀，传统的稻麦体系无法完全支撑，红薯进入后，填补了边缘地区和贫瘠土壤的空白，极大提升了粮食总量，史籍中有记载，在饥荒岁月里，七八成的百姓依靠红薯熬过难关，到了清代乾隆时期，全国大部分地区已经普及种植，甚至产量占到全球的绝大部分。 值得注意的是，红薯不仅仅是填饱肚子的代用品，它耐储存、可加工，能切片晒干存放多年，也能磨粉掺杂在谷物中，还能酿酒，这样多样的利用方式，使它迅速融入百姓生活，成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正是因为这份韧性，红薯才真正改变了中国的粮食格局，也成为推动人口数量从几千万跃升至数亿的重要因素。 陈振龙本人并没有享受到这份长期的荣耀，他在推广初期就因劳累和饥荒而早逝，却留下了足以铭刻史册的功绩，百姓感念他的付出，在福州和永春建有祠堂，称他为“薯公”，每逢丰收时节，人们还会在他的墓前供上新收的红薯，以此祭奠救命恩德。 信息来源：（中国日报网——解读番薯之父陈振龙！“读华侨 读闽都”系列读书会第十四站活动举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