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教材”真是贼心不死,越来越猖狂了,竟然开始试探军人了。必须严查惩罚追究编辑、审核、岀版社等相关人员责任。 近日,一位幼儿园家长爆料说,孩子幼儿园用的教材里有“毒插图”,插图里的小女孩头戴“红日头巾”,这可太不对劲了。有人去查了,中国传统服饰里根本没有这样的样式,反而让人容易想到日本的“钵卷”。 这事儿可不是孤例,2023年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那本《写给孩子看的中国史》,直接把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画成向日军弯腰投降的模样。历史常识告诉我们,丁汝昌在威海卫战役中宁死不屈,最后服毒殉国,所谓“投降图”其实是日本画师为美化侵略战争虚构的《日清战争锦绘》。 这种颠倒黑白的操作,放在小学生读物里,简直是在给下一代灌输历史虚无主义。更讽刺的是,这套书直到家长举报前还在电商平台热销,审核环节形同虚设到令人发指。 教材是价值观的复印机,心理学研究显示,6-8岁儿童对视觉信息的接受度是文字的3倍,且缺乏辨别能力。丁汝昌投降图事件里,有家长无奈地说:“孩子看完就问,‘丁爷爷是不是叛徒?’”这种认知偏差一旦形成,再纠正可要费十倍功夫。更别说新疆教材里的分裂内容,直接导致部分学生参与暴恐活动,血的教训摆在眼前。 从法律层面看,这些行为早踩了红线。《出版管理条例》明确规定,出版物不得含有损害国家荣誉和利益的内容,否则最高可处违法经营额10倍罚款并停业整顿。《未成年人保护法》也强调,儿童读物严禁诱发违法犯罪或恐怖内容,违者将被追究刑事责任。就拿“红日头巾” 来说,如果查实是故意模仿日本军国主义符号,完全可以按“损害国家荣誉”论处,编辑、审核、出版方一个都跑不了。 问题反复出现,根子还在审核机制太软。2022年人教版数学教材插图事件后,教育部虽要求全面排查,但从丁汝昌事件到新疆毒教材,说明“凡编必审”原则没落到实处。 有些出版社为节省成本,把三审三校变成“走流程”,甚至让同一批人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新疆毒教材的责任编辑就同时兼任初审、终审和校对,等于自己给自己开绿灯。更绝的是某些盗版教材,纸张油墨劣质到孩子看了头晕,却能堂而皇之地流入市场,背后是不法分子为赚快钱铤而走险。 要根治这毛病,得学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的处理方式,发现问题立即回收销毁,对27名责任人严肃追责。同时得建立“终身追责制”,不管过了多少年,只要教材出问题,当年的编辑、审核都得担责。毕竟,当某些人还在为“艺术创作自由”狡辩时,日本右翼正盯着我们的课本呢,他们曾在《新历史教科书》里把南京大屠杀轻描淡写为“事件”,这种文化战争的套路,咱们可不能掉以轻心。
00后真的在整顿职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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