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 年，俘虏交换后，200 多名战士终于回到祖国。他们刚刚跨过边境线，广州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却突然命令：连长和指导员立刻送上军事法庭，其他人全部就地转业，回家。 国境线上的木棉树开得正艳，战士们身上的军装还沾着泥浆。 带队的冯增敏把沾满锈迹的步枪往地上一顿，枪托砸在界碑旁的红土地上，扬起的尘土迷了眼。 身后的战士们大多面带菜色，有人胳膊上还缠着浸血的绷带 ，那是突围时被弹片划开的伤口，在俘虏营里只用草药草草敷过。 广州军区的吉普车就停在百米外，许世友的警卫员跳下车时，军靴踩在碎石子路上的声响格外刺耳。“司令员命令：冯增敏、李和平，立即接受审查。” 命令宣读的瞬间，冯增敏下意识地摸了摸领口的领章，那枚褪色的红领章是出发前指导员李和平亲手为他别上的。 三个月前的穿插任务，如今想起来仍像场醒不来的噩梦。448 团二连作为尖刀连，要在三天内穿过越军防线，可进入丛林的第五天就与指挥部失去了联系。 压缩饼干吃完了，就煮皮带充饥；子弹打光了，就用刺刀挖陷阱。冯增敏至今记得李和平背着伤员行军的样子，指导员的草鞋磨穿了，光着脚在尖石上走，血脚印在泥地上连成串。 最后的包围圈缩到只剩半个山头时，越军的广播在林子里回荡：“放下武器，保证生命安全。” 伤员的呻吟声越来越弱，李和平把冯增敏拉到掩体后，递过来最后半截烟：“再打下去，就是全军覆没。” 烟卷在两人指间传了一圈，没点燃，却烫得像块烙铁。冯增敏看着树下被炮弹炸断的树干，突然想起出发时母亲塞给他的平安符，此刻正贴在胸口发烫。 投降的那天，冯增敏让战士们把枪栓卸下来扔进水塘，只留下空枪。越军清点人数时，李和平突然高喊：“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不是俘虏！” 换来的是枪托的重击，他被打得嘴角淌血，却还是挺直了腰杆。在俘虏营的日子里，每天清晨，李和平都会悄悄组织大家唱军歌，唱到 “向前向前向前” 时，所有人都红了眼眶。 军事法庭的审判庭里，冯增敏看着公诉人出示的投降照片，照片里战士们低着头，枪被堆在一旁像堆废铁。 辩护律师说他们 “为保全生命不得已为之”，可许世友派来的特派员拍了桌子：“我军从无投降的道理！红军长征时，一个班断后都能战到最后一人，你们两百多人，就这么把枪扔了？” 判决下来那天，冯增敏在认罪书上签字，笔尖划破了纸页。 他抬头看见旁听席上的母亲，老人手里还攥着那个平安符，却不敢与他对视。 李和平被带走时，突然转身喊：“战士们是好样的！要怪就怪我这个指导员没带好头！” 遣送回乡的战士们在边境站领了转业证，有人把证塞进怀里，有人当场就撕了。 湖南兵小王把军功章埋在界碑下，他说：“没脸带它回家。” 可火车经过村寨时，站台上突然响起锣鼓声，乡亲们举着 “欢迎英雄回家” 的牌子，有人认出小王，喊着他的乳名往车窗里塞鸡蛋。 许世友在指挥部里看着二连的档案，手指在 “战斗减员 67 人” 那行字上停了很久。参谋进来汇报，说俘虏营里有战士拒绝越军提供的香烟，说 “只抽祖国的烟”。 老将军突然抓起桌上的酒壶，猛灌了一口，酒液顺着下巴滴在军装上，晕开深色的痕迹。 十年后，冯增敏出狱那天，李和平在监狱门口等他。两人都老了，背有点驼，像两株被风雨压弯的竹子。 他们没回家，径直去了烈士陵园，在二连牺牲战士的墓碑前站了整整一天。冯增敏摸着碑上的名字，突然说：“要是再选一次……” 李和平打断他：“没有再选的机会了。” 夕阳把两个影子拉得很长，像当年在丛林里并肩行军的模样。远处的国境线上，木棉花开得正红，像极了战士们流淌的鲜血。 来源：难忘1979：对越自卫还击作战全纪实2014-08-12中国军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