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1月13日，一女子走到孙传芳背后，朝着孙传芳后脑勺便是一枪，孙传芳立刻扑倒在地，女子又连补了两枪。孙传芳脑浆迸裂，鲜血流了一地，瞬间倒在血泊中。 1935年深秋的天津，寒气透骨。那一天是星期三，天津居士林内香烟缭绕，钟声悠扬。佛堂中，数十位居士盘膝而坐，正在静诵佛经。 孙传芳，昔日五省联军总司令，今日一身青布僧袍，法号“智圆”，坐于前排，口诵《地藏经》。 突然，一声枪响刺破宁静，一道黑影从座位起身，径直走向孙传芳背后。 第一枪打在后脑，第二枪落在后腰，第三枪穿透太阳穴。孙传芳身子一震，倒地不起，血流满地。 刺客名叫施剑翘，三十岁，女子。她站在血泊前，神情肃穆，掏出早已准备好的《告国人书》和父亲遗照，向围观者一一递出。 随后，她走出佛堂，拦住警车，自首时只说了八个字：“为父报仇，情天可鉴。” 天津各大报馆当晚即出号外，《大公报》《益世报》头版齐刷刷登出：“孙传芳于居士林中诵经时被刺身亡”，一时间，举国震动。 这个女人为何要刺杀一位早已退隐的老军阀？她的父亲又是谁？答案，要追溯到十年前的安徽蚌埠。 1925年秋，北洋军阀混战正酣。施从滨，时任安徽省督办，奉张宗昌之命，驻守皖北固镇，拦截孙传芳部队南下。当战事爆发，施从滨兵败被俘。 按旧军中规矩，败将虽俘，然不杀。但孙传芳不顾常例，斩施从滨首级，并命人将其头颅悬挂于蚌埠车站三日，白布上赫然写着：“新任安徽督办施从滨之头”。 时值盛暑，血迹未干，苍蝇乱舞。过往旅客无不侧目，地方百姓更是骇然。 时年施剑翘年仅十九，闻父死讯时正于家中缝衣，母亲只说了一句：“你爹没了。”她跪倒在地，痛哭不止。 父亲被杀之仇，施剑翘自此铭于骨髓。可当她满怀怒火地向兄长施中诚和丈夫施靖公求助时，却换来连番拒绝。 兄长早已谋得烟台警备司令之职，顾全仕途，不愿牵涉；丈夫虽为阎锡山部参谋，却以“无能为力”搪塞。施剑翘从此心灰意冷，发誓亲自复仇。 她将名字由“谷兰”改为“剑翘”，寓意“翘首问天，手持利剑”。此后数年，她隐姓埋名，辗转青岛、济南、北平、天津等地，追踪孙传芳下落。 直到1935年初，她终于从孙传芳女儿口中得知其父藏身天津英租界，常于每周三、六赴居士林诵经。 她便化名“董慧”，加入居士林，日复一日地观察对方行踪。 那段时间，她穿布衣素服，行于灰墙之间，每次进出都记下孙传芳的座位、警卫布置、出行路线，甚至座驾车牌号“1093”。 与此同时，她为确保行动成功，做出极大牺牲。因自幼缠足，步履不便，她特意接受手术放足，忍受剧痛；又购勃朗宁手枪，日夜练习射击。 她还事先印制六十余份复仇声明卡片，随身携带，并写下遗书，准备一击即死。 1935年11月13日，天降冬雨，寒风瑟瑟。施剑翘提前抵达居士林，坐于孙传芳斜后方。佛堂内炉火正旺，她借机起身移位，靠近目标。 当诵经声响起，众人低头闭目，她猛然起身，拔枪连发三弹。孙传芳甚至未及睁眼，已倒在血泊之中。 警方赶到后，施剑翘从容自首。她交出手枪、复仇声明、父亲遗照，并一一说明动机。 审判过程引发巨大关注。天津地方法院一审判处施剑翘十年徒刑。然全国舆论哗然，冯玉祥、李烈钧等人联名上书国民政府，呼吁宽恕其“孝义之举”。 二审改判七年，最终，1936年10月14日，林森以国民政府主席名义签署特赦令，施剑翘获释。 施剑翘的复仇，被当时媒体称为“民国最震撼之义举”。有学者评曰：“她以一己之力，完成了对军阀暴力的清算，也让当年的‘不杀降将’之约有了代价。” 值得注意的是，孙传芳并非一无是处。1928年北伐失败后，他曾拒绝日方游说，坚不出任伪职，始终拒当汉奸。 1933年起，他与靳云鹏共建居士林，潜心佛法，似欲赎前半生军祸之罪。 但正因当年的杀俘暴行，才种下复仇之因。人们不禁要问：一个人是否能因后半生的修行，抵消前半生的罪孽？ 而施剑翘的复仇之举，在当时社会中亦有褒贬之声。有人认为她以私刑挑战法治，亦有人称她为“民国第一孝女”。 但她自己却说得明白：“父亲战死不为仇，残杀悬头方不共戴天。”她不为胜败，只为尊严。 1949年后，她被任命为北京市政协委员，参与社会事务。晚年时，她极少谈及往事。有人问她是否后悔，她摇头一笑：“若不如此，我这一生，不如死。” 如今，孙传芳墓地位于北京植物园内，墓碑刻“泰安孙馨远先生墓”。墓旁松柏环绕，行人寥寥。 施剑翘则长眠于北京八宝山，其墓志铭上写着：“剑翘其人，一诺千金，血泪为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