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傅作义几次请求毛主席释放陈长捷，也几次去功德林探望他，然而陈长捷每次见了傅作义都是怒目而视，“我上了大当，你做了起义将军，我倒做了战犯，” 1949年初，天津战火正急，陈长捷在城中苦苦支撑，傅作义却在北平城内权衡利弊，多年后，这一幕成为两人命运分流的起点，也埋下了一段难解的心结。 陈长捷出身保定军校，早年就以作风严谨、谋略老练著称，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屡立战功，曾率部阻击日军，赢得“常胜”的评价，那时，傅作义也在前线拼杀，两人作为同窗战友，配合默契，彼此信任，后来，傅作义在晋绥军中担任要职，多次提携这位老战友，不顾质疑，力荐陈长捷出任天津的重要防守职位，这种提拔，并非出于私情，而是基于多年战场上的了解与认可。 到了1948年底，东北野战军兵临津门，天津局势急转直下，陈长捷接到守城任务后，立即着手加固防线，调配兵力，几乎将整个城市变成一座坚不可摧的堡垒，他的努力连蒋介石都看在眼里，称赞他防御有方，然而，战局的发展并未如预期那样有利，傅作义当时正在北平秘密与解放军接触，希望促成和平解决，这种谈判敏感异常，稍有风吹草动便可能前功尽弃。 天津战事爆发前，陈长捷多次向傅作义报告情况，试图得到明确指示，但傅作义始终语焉不详，只是反复强调要坚持到底，陈长捷信以为真，不敢擅自行事，最终，天津在短短三十小时内失守，陈长捷被俘，几天后，傅作义宣布北平和平解放，成为众人称颂的起义将领，而陈长捷却被关进功德林。 这一变故，对陈长捷打击极大，他原以为尽忠职守，即便败了也无愧于心，却没想到自己在拼命防守时，曾经的知己已经另谋出路，他被押入战犯管理所时，情绪几近崩溃，那段时间，他每日反复思考天津一战，越想越觉得问题出在傅作义的“模糊命令”上，傅作义在外风光无限，陈长捷却在铁门之后度过了漫长的岁月。 功德林的生活单调而规律，每天的学习与劳动像钟表一样精准，陈长捷年岁已高，体力不济，常被安排做些轻活，他虽不善农活，却对学习毫不懈怠，理论课程从不落下，他与杜聿明、邱行湘等人同在一个改造单位，平日里也有些笑料打发时间，但内心的郁结始终难解，每当傅作义来探望，陈长捷总是冷脸以对，甚至连一个眼神都不愿施舍，他认定自己是被最信任的人推入火坑，哪里还谈得上原谅。 傅作义并非不知陈长捷的怨气，从1949年起，他便陆续向中央反映陈长捷的情况，表达希望宽大处理的意见，1956年，他在政协会议上发言，言辞恳切地请求特赦表现良好的战犯，其中重点提到几位旧将，尽管中央处理战犯事务极为谨慎，但傅作义的坚持最终促成了一线转机。 1959年，陈长捷的名字出现在第一批特赦名单中，他走出功德林那天，天还带着微凉的风，阳光却异常明亮，一场接风宴在北京鸿宾楼设下，傅作义早早到场，陈长捷则姗姗来迟，宴席上气氛复杂，陈长捷依旧不多言，表情淡漠，但傅作义并未因此退缩，而是将当年北平谈判的前因后果细细叙述。 原来，当时和平谈判涉及极多势力，任何风吹草动都有可能引发连锁反应，傅作义担心提前透露信息，反倒会使天津提前陷入混乱，甚至可能使北平陷入战火，他本想等一切尘埃落定后，再通知陈长捷投诚，以保其安全，可惜战事发展太快，天津很快陷落，计划未能如愿。 陈长捷听完这番解释，沉默片刻，脸色虽未放松，却也没再追问，他没说原谅，也没再咄咄逼人，只是默默吃了几口菜，这一顿饭，成为两人多年恩怨的转折点。 出狱后的陈长捷被安排到上海，担任政协的文史专员，负责整理抗战资料，他极少回忆功德林的生活，却对抗日战场的经历津津乐道，他将自己亲历的战役一一记录下来，撰写了大量资料，成为后人研究的重要依据，那些文字中，充满了对战争的敬畏，也有对同袍的深情，只字未提天津失守的往事。 傅作义继续在水利部任职，推动多项工程建设，两人偶有联系，保持表面温和，实则内心隔阂依旧，在外人看来，他们已和解，但知情者都明白，那段裂痕只是被时间掩盖，并未真正愈合。 1968年，陈长捷的生活出现巨大变故，他在家中接连发生悲剧，最终选择以极端方式结束生命，消息传出后，熟人震惊不已，多年后，陈长捷获平反，官方恢复了他的名誉，但他再也无法亲耳听到世人的公正评价。 傅作义在1965年就已离世，未能见证陈长捷命运的最终走向，两人曾共度战火岁月，也一同走过政治洪流，却因一次历史节点，走上了完全不同的人生轨道，一个成为和平的象征，一个背负误会十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