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澳门水坑尾街的碎石路上，有轨电车“叮铃铃”地响，空气中弥漫着杏仁饼店的烘焙香气。那时的何鸿燊不过是个怀揣10港元的逃难青年，在“联昌”公司当秘书，日子过得紧巴巴。 可他偏偏看上了澳门律师家族的千金黎婉华——一个混血美人，五官深邃，穿着葡式刺绣裙装，配着珍珠耳饰，走到哪儿都是人群焦点。 为了追她，何鸿燊苦练葡语，天天蹲守在水坑尾街，送上手抄的葡文诗。黎婉华起初只觉得这小伙子有趣，后来被他的执着打动，终于点头。 1942年，他们在主教山教堂举行婚礼，管风琴伴着圣诗，宾客抛洒玫瑰花瓣，黎父还送了一栋三层西式洋楼，带天台花园。那时的何鸿燊，看着黎婉华披着婚纱款款走来，觉得自己是世上最幸运的男人。 到1957年，黎婉华因爆发性结肠炎住进养和医院，手术切除部分胃部后，整个人瘦得像纸片，病房朝北的窗户正对跑马场，可她连抬眼看一眼的力气都没有。 何鸿燊那时已不是当年的穷小子，他的事业如日中天，但夫妻间的感情却在悄然变质。 那天，黎婉华躺在病床上，氧气管缠着她的脸，她用尽全力提起当年的誓言，想唤回丈夫的心。可何鸿燊听完，脸色铁青，转身就走，铜十字架摔地的声音成了刺耳的句号。 没多久，消息传来，他迎娶了第二房蓝琼缨，婚宴虽低调，只设了4桌，却像一记重锤，砸碎了黎婉华最后的希望。 外界议论纷纷，有人说何鸿燊援引《大清律例》的一夫多妻传统，有人说他早有新欢，可谁又知道，病床上的黎婉华，遥望着窗外的跑马场，心里在想什么？ 如果说1957年是婚姻的裂痕，那1973年和1981年则是命运对黎婉华的再一次无情碾压。 1973年，她在葡萄牙里斯本就医时遭遇车祸，车辆爆胎，8次开颅手术后，她不仅身体受损，还失去了部分记忆。那时的她，早已不再是何鸿燊身边的“第一夫人”，却依然要独自承受痛苦。 更残酷的是1981年，她的长子何猷光夫妇在里斯本因车辆失控坠亡，噩耗传来，黎婉华几乎崩溃。她曾穿着黑纱，站在澳门主教山宅邸的窗前，遥望玫瑰堂的尖顶，喃喃自语：“为什么老天要这样对我？” 那时的何鸿燊虽有多个家庭，但对黎婉华的苦痛，他选择了沉默。或许，在他心里，事业和家族的延续，早已盖过了当年的十四行诗。 晚年的黎婉华，独居在主教山的老宅里，身体每况愈下，却依然保持着当年的优雅。她常穿葡式长裙，坐在窗边，望着玫瑰堂的尖顶发呆。 身边的家人回忆，她偶尔会提起何鸿燊，但语气里已没有怨恨，只有淡淡的释然。她说：“年轻时以为爱是全部，后来才懂，爱不过是人生一小部分。” 2004年，黎婉华在澳门逝世，享年80岁。她走后，那栋三层洋楼依旧伫立，像是见证了她的辉煌与落寞。 而何鸿燊，晚年也曾提及黎婉华，语气里带着一丝复杂：“她是我的第一个妻子，也是我最难忘的一个。”可这话，对早已离世的黎婉华来说，又有什么意义呢？ 从1942年的水坑尾街到1957年的养和医院，从1973年的车祸到1981年的丧子，黎婉华的一生，像是一出悲喜交加的大戏。 她曾是澳门街头最耀眼的美人，也曾是病榻上无人问津的病人。她的故事告诉我们，爱可以很美，像是十四行诗般浪漫；但爱也可以很残酷，像摔落的十字架般刺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