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曾感叹：“选择歌颂光明还是揭露黑暗，这是浩然与莫言最大的区别。如果一个人质

贾平凹曾感叹：“选择歌颂光明还是揭露黑暗，这是浩然与莫言最大的区别。如果一个人质疑莫言作品的真实性，那他多半是没有经历过六七十年代。”在莫言获诺奖之前，对于莫言作品的争议就是一种常态，除了很多的赞誉之外，也有批判质疑之声，甚至还有一些尖锐的声音。例如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谢有顺认为“批评一部作品有时是好事，但过度苛责有时就会失去公正。批评还是理性些、诚恳些好，不必那么怒气冲冲、真理在握的样子，批评是一种专业，还是应该多一些专业精神。对莫言的批评也应如此。” 作家余华也说：“莫言大部分作品，我是喜欢的，但他也有作品是粗糙的，如《红树林》。莫言的获奖是个案，不必过分夸大他对于整个文学发展的意义。但不可否认，尽管莫言的写作植根中国乡土、描绘中国人的生存状态，可他的艺术手法、精神线条风格强烈，易于被西方读者所辨识，这对他的获奖也起到了助力作用，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莫言小说的现代性比他的传统性更加显著,他终究还是一个才华横溢、想象力超群的作家"！ 学习和借鉴西方文学，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对中国文学发展确实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界刚刚打开国门，大量西方文学思潮和作品涌入，给中国作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与启发。它打破了文学上的许多清规戒律，让作家们看到了文学创作的无限可能性，极大地开拓了作家的视野。以往被视为禁忌的题材、手法，在西方文学的冲击下逐渐被重新审视，推动了中国作家艺术观念和方法的革新。 然而，这种学习和借鉴并非毫无弊端。在80年代中后期，先锋小说兴起，一些作家试图将创作变成一场文字游戏，完全割裂了文本与生活的联系。他们追求形式的创新，却忽略了文学的根基——对生活的真实反映和对人性的深刻洞察。 对于创新求变的莫言来说，他更深刻地意识到囿于对马尔克斯、福克纳等外国作家的模仿是很危险的，必须要和他们保持一定的距离。1985年，他发表了题为《远离马尔克斯和福克纳这两座灼热的高炉》的文章，明确提出要远离加西亚·马尔克斯、福克纳等外国作家。他形象地比喻说：“如果他们是两座大火炉的话，那我们就是冰块，靠得太近的话就会被融化，甚至被蒸发的。” 莫言经过长时间的摸索，试图抓住外国作家作品深层的东西，比如作品的内涵，作家观察生活、世界的方式。从《百年孤独》中，他体味到作者独特的哲学思想，以及其认识世界、认识人类的独特方式。马尔克斯用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展现了拉丁美洲的历史、文化和现实，让莫言看到了文学可以如此自由地跨越现实与幻想的界限，去挖掘人类内心深处的秘密。 1986年，莫言发表了《红高粱》。这部作品一经问世，便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有人说他是在寻根，但他没有把民族的“根”扎在荒山野岭、愚昧痴呆中，而是扎在“高密东北乡”“火红的高粱地”里。在这片土地上，他从“我爷爷、奶奶”那里，寻找到了民族骁勇的血性和人类生命之力。在《红高粱》中，莫言塑造了一群充满生命力的形象，他们敢爱敢恨、敢作敢当，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展现出了顽强的生存意志和对自由的向往。 而昔日的辉煌却大多是我们现实的理想，又引发现代人对现代文明的思索。在那个时代，人们刚刚从压抑的环境中解放出来，对自由和个性充满了渴望。《红高粱》弘扬个性解放，正好释放了人们久被压抑的心态，符合了时代的需要，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可以说得到了民间认同。这是一般的寻根文学难以企及的，也不是寻根所能涵盖的。所以说《红高粱》是莫言从民间、从民族文化里吸取营养，创作出的有中国气派的作品，它的成功让文学界赞叹不已。 在接下来的创作中，莫言一直怀着“逃离”的心，努力探究自己的文化、文学。他不断反思自己的创作，试图摆脱西方文学的影响，找到属于自己的创作道路。到了八十年代末及至九十年代，在市场化、全球化、现代化的浪潮中，知识分子渐趋边缘，文化分化更为明显。采取何种方式参与文化实践，站在何种文化立场上发言，成了知识分子首要解决的问题。作家们从宏大叙事模式中游离出来，放弃知识分子“精英意识”，纷纷转向民间叙事立场。莫言也不例外，在《天堂蒜薹之歌》、《丰乳肥臀》等长篇，《怀抱鲜花的女人》、《父亲在民夫连》等中篇中，他也进行了大量民间化的探索。 2000年，莫言创作《檀香刑》，开始有意识地将目光投向中国的民间文化和传统文化，提出向民间回归。在《檀香刑》后记中，他提出了“大踏步撤退”的说法。所谓“大踏步撤退”，“我的本意是要离西方文学远一点、离翻译腔远一点、离时尚远一点，向我们的民间文化靠拢、向我们的人生感悟贴近、向我们的文学传统进军。”在《檀香刑》中，莫言运用了大量的民间戏曲元素，如猫腔等，使得作品充满了独特的艺术魅力。他通过对民间文化的挖掘和运用，展现了中国人民的智慧和创造力，也让读者感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