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广东省委书记陶铸见到女飞行员施丽霞，一言不发扭头就走 【1959年7月1日，广州白云机场】“陶书记，飞机已经加满油，请指示。”机务员的嗓音被雨帘切成断点，显得紧张又仓促。陶铸抬头，只一句“马上起飞”，随后拎起雨帽大步走向跑道——一切话语都显得多余，洪水正在汕头一寸寸地抬高。 这场暴雨自6月中旬开始，没有要停下的意思。榕江、韩江水位日夜狂飙，沿岸民房像积木一样倒下。汕头、揭阳、潮州三地上报的受灾数字每天都在翻倍，省防指的电话线几乎被求援电报烧红。救援指挥部里，地图上的红圈密密麻麻，看不到一点空白。空投，成了最后也是最快的办法。 但要空投，得先摸清受灾带的真实情况。空军闻讯调来一支四人机组，机长是28岁的女飞行员施丽霞。她出身上海，毕业于空七航校，随后辗转四川、北京，多国教官轮番带飞，履历耀眼。听说机长竟是女同志，机场里炸开了锅：这可是空军运输线里为数不多的女机长，何况还要执行盲降级别的高危任务。 陶铸对性别并不关心，他只关心时间。第一次见面，他只是伸手、点头，然后扭头登机。旁人以为失礼，其实错看了轻重：滂沱雨声里，任何客套都会显得矫情。 螺旋桨拉出尖锐的啸声，运输机拔地而起。云底低到几乎擦翅，机舱里光线昏暗，只有仪表盘微弱的指针在跳。飞出不到二十分钟，江面就铺开在窗口——灰黄，翻滚，没有边际。沿岸孤零零的制高点挤满了人，屋顶、树梢，乃至牛棚顶，一片挥动的衣袖。吊袋座上的陶铸盯得太久，眼睛酸涩，强风从舱门缝呼啸而入，他却像没察觉。有人悄悄递纸巾，他摇了摇头，只说：“继续沿江向东。” 施丽霞听得清楚，却没回话。她推油门，调整下滑角，再放低。五百米，三百米，一百五十米。水面上漂着木梁、牲畜、甚至整排瓦砾。机组谁也没说话，机舱里只剩引擎低沉的嗡鸣。二十分钟的贴水飞行结束后，运输机调头返航。落地那一刻，陶铸跳下舷梯，踩进水坑，连伞都没撑，转身就往指挥部赶。留下机组和副司令对视苦笑：这位省委书记的急脾气，一点没变。 午后，指挥部收到新情报：汕头机场与外界失联，场站官兵可能被围困。副司令直奔停机坪，拍拍机身：“再飞一趟。”施丽霞脱下刚浸湿的飞行服，顾不上换干，只把袖口一挽，再次登机。到达汕头上空时，无线电静得可怕，塔台没有回应。副司令建议强行降落，她沉吟数秒，放下起落架，低空盘旋一周，确认跑道勉强可用，咬牙压角度。机轮触地，滑跑不足五十米便刹停，溅起的浪花甩到风挡上。空旷的跑道上没有半个人影，说明官兵已撤离。副司令松了口气，拍拍驾驶椅背：“好样的。” 返程途中，广州指挥部发来最新命令：立即投送粮食、药品、帐篷。防汛仓库的物资连夜装箱，运输机连飞三十余架次。施丽霞把高度压到两百米，找到丘陵高地就放包，一袋袋米面落在岩坡与树丛间，准确得像手投。榕江岸边，有老人抬头看见飞机，激动得跪地合十。机舱门口的装卸兵鼻子发酸，抓住吊环大喊：“别跪，赶紧捡东西吃！” 连续作业到凌晨两点，最后一趟落地后，机组刚解开保险带，就被叫进指挥部。陶铸端着一杯热茶，罕见地停顿片刻，然后把茶递给施丽霞：“今天我算欠你们一个礼。”他说得简短，却掷地有声。施丽霞接过茶，手背全是划痕，笑得爽朗：“广东是前线，我们只是换了片跑道。” 陶铸并非当面客气。灾后第二天，省里拿出详尽的空投航图、灾情分布图以及重建草案。图纸边角处，用铅笔记着密密麻麻的批注，字迹潦草，却能看出他连夜赶工。有人问他何时休息，他摆摆手：“睡不睡觉不重要，重要的是别让群众等。” 这种工作劲头并非偶然。从1949年南下接管华南算起，陶铸在广东整整十五年，跑遍104个县，不到万不得已不开会，而是直接下乡。连乐昌县高山顶那个冷门卫生村，他也拄着竹杖爬过。毛泽东来粤视察时顺口一问：“那地方，你去了吗？”当地书记支支吾吾，还是随行参谋插话：“陶书记的脚印在那儿留了两次。”毛泽东听完，只用力点头。 也正因此，1959年的那场洪水，他不愿浪费哪怕一分钟。他清楚，调度一架运输机、空投一吨口粮，背后可能就是数百条命。至于第一次见面没寒暄，他心里有数：等洪水退去，再补一句“失礼”，远比一开始的客套来得更真诚。 灾情最终稳住，汕头机场在三日后恢复通信，沿岸群众陆续转移到安全地带。当年的统计数字写得冰冷：死亡2897人，受灾人口两百多万。然而很多老人回忆起那年夏天，最先想到的却是天空划过的银灰色螺旋桨声——那一声轰鸣，意味着生路。 多年以后，有军报记者采访施丽霞，问到那次盲降。她摇头：“技术都是小事，重要的是，上级敢把最难的任务交给我们，我们才可以拼命。”同年，省里给机组记集体一等功。奖状下方，陶铸签了自己的名字，没有多写只言片语。 1966年春，陶铸调离广东。离开前夜，他特地绕到白云机场的机库，独自看了看那批旧运输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