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飞行员徐勇凌驾驶一架歼6战斗机，听错口令，撞上长机，坠毁在云南的深山老林中。最后，他弃机跳伞逃生，不料，却在深山迷路8小时，陷入绝望之际，突然一声牛叫声却让他看到希望。
那年2月19日清晨，云南元谋空军训练基地的停机坪上，25岁的徐勇凌仰头望着万里无云的天空。
这是春节后的第一次飞行任务，机舱外的低温让他的呼吸在空气中凝成白雾。
作为刚入伍半年的新飞行员，歼-6对他来说总共只飞过20多个小时，连仪表盘上的某些按钮都还没摸熟。
但年轻人总有一股子冲劲，他系紧飞行头盔，钻进座舱，心想这次双机超音速编队训练必须得漂漂亮亮完成。
万米高空的阳光刺得人睁不开眼，徐勇凌紧盯着前方长机副团长朱广才的尾翼，无线电里突然传来指令：“360加力。”
可偏偏这时候耳机里窜过一阵电流杂音，年轻飞行员把“360”听成了自己战机的编号“300”。
推油门的手比脑子更快，歼-6的加力燃烧室猛地喷出烈焰，飞机像被猛抽一鞭的野马骤然加速。
等徐勇凌发现长机根本没动时，两架超音速战机已经近得能看清对方铆钉，留给他的反应时间不到三秒。
撞机的瞬间像有人往耳膜里塞了颗炸弹，徐勇凌的歼-6右侧机翼狠狠削进长机机身，破碎的铝片在阳光下闪着雪亮的光。
失控的战机开始疯狂旋转，他被惯性死死压在座椅上，眼前全是仪表盘爆出的电火花，求生的本能让他去摸弹射把手，可剧烈颠簸中根本抓不住任何东西。
这时候他才想起教官说过的话，歼-6的弹射系统有个致命缺陷，飞行员必须用脚勾住蹬带把自己固定在座椅上才能触发弹射。
高空稀薄的空气让意识变得模糊，徐勇凌拼命用脚跟去够那根救命的带子，终于在第三次尝试时成功了。
弹射的冲击力像挨了一记重拳，他眼睁睁看着自己的战机打着旋坠向群山，而自己正以自由落体的速度跟着往下掉。
更糟的是降落伞没自动打开，弹射时他下意识攥紧了座椅扶手，连带把开伞器也给锁死了。
地面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逼近，徐勇凌用冻僵的手指去抠备用开伞环，终于在距离地面八百米时，一朵白色伞花在身后炸开。
降落点比想象中更荒凉，徐勇凌挂在树杈上晃荡，解开伞绳时发现作战靴已经渗出血，有根树枝扎穿了他的小腿。
远处山脊上有团燃烧的黑烟，那应该是朱副团长的飞机。
他摸出信号枪朝天空打了三发，回应他的只有山谷里的回声，太阳渐渐西斜，云南的原始森林开始露出狰狞面目。
潮湿的腐叶下藏着蚂蟥，每走几步就有带刺的藤蔓勾住飞行服，最要命的是手表在撞击中坏了，他连方向都只能靠太阳影子瞎蒙。
第八个小时，徐勇凌的喉咙干得冒烟，远处传来“哞”的一声，他以为是幻觉，直到看见荆棘丛里探出个小脑袋，个彝族男孩正趴在石头上写作业。
孩子被这个满脸是血的军人吓得不轻，徐勇凌比划半天才反应过来对方根本听不懂汉语。
他抢过作业本歪歪扭扭写下“带我去村公所”，男孩盯着纸片看了半天，突然扔下羊群拽着他往山上跑。
那碗蛋炒饭的香味三十年都忘不掉，男孩家的土灶台上，猪油化开的滋啦声像是世上最动听的音乐。
徐勇凌狼吞虎咽时，孩子母亲把家里仅剩的五个鸡蛋全磕进了锅里，后来他才知道，这户彝族人家全年吃肉次数不超过十次，那碗金黄的炒饭相当于他们小半年的油水。
当夜村民打着火把把他送到部队时，徐勇凌摸遍全身只找到二十块钱，偷偷塞在了男孩的枕头下。
退休后的徐勇凌只记得救命恩人叫“小雷”，可元谋县雷稿村压根没姓雷的人家，最后还是当年村支书认出了照片。
放羊娃真名叫尹正海，当年实际已经16岁，只是营养不良看着像9岁孩子。
重逢那天，昔日的少年成了两个女儿的父亲，大女儿尹馨见到徐勇凌第一句话就是：“徐叔叔，我高考报了国防科大。”
这场事故改变了中国空军很多事，后来歼-6改良了弹射座椅设计，新飞行员必须加练无线电抗干扰听辨。
徐勇凌在俄罗斯学成归国后成为歼-10首席试飞员，但每次演讲都会提到那碗蛋炒饭：“老百姓把最好的东西给了军人，我们拿什么回报？只能是更拼命地守护这片蓝天。”
当年救他的尹正海至今还在雷稿村种芒果，家里墙上挂着徐勇凌送的歼-10模型，底座刻着“正气如山，情深似海”，把恩人的名字和军民的羁绊，永远铸在了钢铁雄鹰之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