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如果不是他当年假扮乞丐，冒着枪林弹雨，日夜奔走1400公里，将50毫克镭安全送到目的地，中国可能就成为了如今的巴勒斯坦，不仅百万平民流离失所，更别谈什么民族独立！
赵忠尧，虽然他的人生一直低调默默，他的名字为人知晓者少之又少，但在科学史上，他无疑是一个巨星，更是中国人应当敬仰的英雄。赵忠尧，世界上最顶尖的科学家之一，被誉为中国原子能之父，也是全球首位发现反物质的物理学家。 虽然因为诺奖评委会的失误，他与诺贝尔奖擦肩而过，但他的贡献早已深刻影响了中国及全球的科技进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第一枚氢弹的成功试爆、第一艘核潜艇的下水、第一座核电站的破土动工，都离不开赵忠尧及其学生们的技术力量。 赵忠尧于1902年出生在浙江诸暨，身处风雨飘摇的时代。18岁时，赵忠尧考入了东南大学，在那里，他遇到了蜚声中外的叶企孙教授。正是这段师生缘分，使赵忠尧的命运得到了天佑中华的眷顾。1927年，赵忠尧独自前往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研究生部，师从诺贝尔物理奖得主密立根，开始了他的实验物理研究。然而，赵忠尧的实验结果却推翻了密立根预期的结果。 密立根曾断言“结果不可靠”，但赵忠尧坚持自己从仪器设计到数据分析的每一步都没有问题。于是密立根要求赵忠尧用他的实验结果来证明硬γ射线通过物质时的吸收系数。硬γ射线一直是国际物理学界的难题，世界顶级科学家们在这一课题上苦苦徘徊了数十年都未能取得突破。
巴勒斯坦，这片饱受战火摧残的土地，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困境。无休止的轰炸与断壁残垣让无数平民流离失所，昔日的家园已不复存在。87年前的中国，同样面临着类似的威胁。 如果不是一位科学家作出了决定性的选择，今天的中国命运或许与巴勒斯坦相似。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枪声打破了华北的宁静，日军迅速侵入北平，清华大学的师生们紧急撤离，准备转移到长沙继续办学。 在这个紧急时刻，清华物理实验室的赵忠尧正凝视着一个不起眼的铅筒。这个铅筒里装着他从英国带回的50毫克镭，这些镭由恩师卢瑟福赠送，旨在为中国的核物理研究提供关键的物质支持。如果丢失或落入敌手，将导致中国核物理研究的倒退数十年。 赵忠尧本可以随队撤离，但他决定冒着生命危险保护这50毫克镭。深夜，他找到梁思成商议，并决定将镭安全转移。为了避开日军的盘查，赵忠尧决定装扮成乞丐，混入难民队伍南下。他穿上破旧长衫，脸上蒙上尘土，手抱着装有铅筒的咸菜坛，踏上了1400公里的艰难旅程。
途中，饥饿与疲劳考验着赵忠尧的意志。双脚因长时间行走而溃烂，胸前被坛子磨出血痕，但他始终没有放弃。最艰难时，他只能啃树皮充饥，继续前行。经过千辛万苦，他终于抵达长沙，成功保住了镭，为中国核物理研究保存了希望的火种。 1938年，赵忠尧在西南联合大学开设了中国第一个核物理课程。在简陋的条件下，他培养了许多杰出的物理学家，如钱三强、邓稼先和杨振宁等人，这些学生后来成为中国科技发展的重要推手。 1946年6月30日，美国在日本投下原子弹后，再次在太平洋比基尼小岛进行试爆。这时，四个二战胜利国的盟友代表，包括中国的物理学家赵忠尧，受美国政府邀请，站在距爆炸中心25公里远的“潘敏娜”号驱逐舰上，观看这一历史性时刻。虽然赵忠尧仅是戴着墨镜旁观，但他清楚记得，自己十几年前在美国进行的正电子湮灭实验中，观察到的正反物质湮灭现象为美国原子弹的发展提供了科学基础。 赵忠尧默默注视着升起的蘑菇云，心中思考着与其他国家代表的惊叹声不同的事情。他知道，中国何时能释放出如此巨大的能量？这一目标显然还很遥远，因为中国当时连一台加速器都没有。没有加速器，无法揭开原子核的奥秘，也无法进行自己的核试验。 1950年底，赵忠尧回到祖国，开始领导加速器的研制工作。那时，国内在高真空、高电压、离子源等加速器技术方面几乎没有经验。为了弥补这一技术空白，赵忠尧利用自己带回的一台退役的静电加速器的绝缘支柱，建造了一台700千电子伏的质子静电加速器，经过不懈努力，1955年成功建成。 赵忠尧与团队成员在艰苦的条件下，边工作边摸索经验，决心研制出2.5MeV静电加速器。在这个过程中，技术上的难题层出不穷，尤其是加速管的制造。经过不断努力，这台2.5MeV高气压型质子静电加速器最终在1958年完成建设，并取得了一系列核反应研究成果。这在当时的国内环境下，实属难能可贵。 赵忠尧不仅在科研上取得了突出成就，还在教学上提出了“教员既要承担教学与科学研究，学生既要在课堂学习，也要在科研实践中锻炼”的原则。他精心挑选师资，制定课程设置、教学大纲和专业教材，在短短时间内建立了完整的教学体系和实验室，开展了先进的实验，为学生提供了系统的理论与实验训练。这些决策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特别是原子核物理与原子核工程系的快速成长奠定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