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5月，戴笠带着大队特务闯入国民党元老居正家中，说居正的儿媳私设电台，居正气愤的说：“你让蒋介石自己过来搜，简直是岂有此理。”
1948年3月，国民党在南京召开中华民国第一届国民大会，会议的核心议题是选举新一任总统和副总统。由于蒋介石在党内外具有强大影响力，其当选总统几无悬念，因此大会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副总统的人选上。李宗仁、孙科、程潜等人都积极参与角逐，各自争取支持。就在此时，出人意料的情况发生了，居正突然宣布参与总统竞选，引发与会人员的广泛关注。尽管各界对此颇感惊讶，最终的结果依旧毫无悬念，蒋介石以绝对优势当选为总统，而居正的参选则成为此次大会中的插曲。 居正，原名之骏，字觉生，号梅川，别号梅川居士，籍贯湖北广济（今属武穴市），是民国时期被称为“广济五杰”之一，与饶汉祥、郭泰祺、刘文岛、张导民齐名。少年时即以聪颖好学和文采斐然著称，1900年中秀才。1905年前往日本法政大学预备部学习，并加入中国同盟会。次年，他在东京参与组建共进会，起草章程，为推动革命组织发展作出贡献。同年秋季进入日本大学学习法律，继续深化专业知识。 1908年，居正前往新加坡，协助田桐主持《中兴日报》，与保皇派《南洋总汇报》展开激烈笔战，进行舆论对抗。随后转赴缅甸仰光，主办《光华日报》，并建立中国同盟会支部，推动当地革命宣传。1910年，与宋教仁等人在国内筹设中部同盟会，计划在长江流域发起起义。次年初，居正回到武汉，与本地革命党人建立联系，参与起义准备，并协助组建湖北军政府，制定《都督府暂行组织条例》，推进政权结构建设。同年7月，他出任中国同盟会湖北分会负责人。
1943年5月，戴笠带领一大队特务闯入国民党元老居正的家中，理由是居正的儿媳涉嫌私设电台通敌。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搜查，居正感到十分愤怒，他对戴笠说:＂你让蒋介石自己过来搜，简直是岂有此理。＂ 事情会闹到这一步，要追溯到几年前的一次事件。1940年，戴笠曾秘密派出一个三人小组潜入陕甘宁地区执行特殊任务。除了他和胡宗南，没有第三个人知道这件事。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小组成员刚刚抵达目的地就被当地的共产党人抓捕，连同随身携带的美制电台一起被缴获。戴笠百思不得其解，随后军统的渗透行动接二连三地失败。 从那以后，戴笠发誓要彻查所有人，但他也坚信，自己亲自挑选的人绝无问题。1943年，段文澜向戴笠报告，他们发现了一个汉奸组织，还掌握了成员的名单。作为军统头子，戴笠向来谨慎，但在段的信誓旦旦之下，戴笠最终采信了这份名单。 戴笠随即派人大肆搜捕名单上的嫌疑人，其中就包括国民党元老居正的儿媳。在那个特殊的时间点，居正的大儿子刚刚去世，全家正沉浸在悲痛之中。戴笠却不顾场合，直接带人上门搜查，理由是居家儿媳涉嫌通敌。就算有确凿证据，以居正在国民党的地位，这番作为也实在唐突。 第二天，戴笠就接到了蒋介石的电话。电话那头，蒋介石劈头盖脸地骂了戴笠一顿。更让戴笠没想到的是，段文澜提供的那份名单，竟然是出于报复的捏造！原来段文澜曾经向居家求爱，但遭到了拒绝，出于报复才炮制了这份名单，戏耍了戴笠一番。
1925年3月，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居正前往吊唁。11月23日，他参与了邹鲁、谢持、林森等人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召集的会议，被称为“西山会议派”。会后，他与林森、邹鲁等人回到上海，成立了另一个“中央党部”，与广州的国民党中央相抗衡。 1926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居正因参与另立党部，被书面警告，不久后被开除党籍。同年3月29日，“西山会议派”又在上海自行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居正被推举为中央执行委员兼组织部长，会议闭幕后，继续担任常务委员，并主办《江南晚报》。 1927年9月，三方势力代表在伍朝枢住所会谈，决定设立特别委员会，居正被推为国民政府委员。然而特委会成立仅两个月，即被蒋介石解散。之后，居正赴日本短暂避居，回国后积极展开反蒋活动，利用《江南晚报》发表文章，批评蒋介石的集权做法，并与许崇智联手鼓动军人反蒋。蒋介石对此极为不满，视居正为眼中钉。 1929年底，淞沪警备司令熊式辉设下圈套，将居正约至司令部，假意表示反蒋，诱使居正当场书写一份动员军人反蒋的命令。居正信以为真，落笔成文后，熊式辉随即翻脸，将其逮捕，使得长期身处政坛风浪中的居正也感到措手不及。他被囚禁后，身心饱受折磨，为求内心平静，开始每天抄写佛经，渐渐研习佛学，自称“梅川居士”。 居正曾赠对联一副予喻育之，内容为：“向高处立，望远处走，寻平处坐；存上等志，做中等人，享下等福。”当时上海政界中人对居正评价颇高，称其为人淡泊，不求虚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