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日军中将被执行枪决，可他连中三枪都没死，在打第四枪前，监刑军官对行刑人说：“再打一枪，剩下的交给老百姓处理！”
参加过抗日的老兵如今已是屈指可数，幸运的是，近年来对这些历史记忆的抢救工作不断进行。2000年，老兵宋扬昭讲述了自己亲手枪决日本战犯田中久一的一段故事。 宋扬昭于1920年出生在湖南湘潭的一个军人世家，家庭环境的熏陶让他从小便立下了参军的志向。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他在堂兄宋达的推荐下考入黄埔军校，成为第十五期的一名学员。 当时，由于日军步步紧逼，位于长沙的黄埔军校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不久便决定迁往成都。为了避开日军的追击，宋扬昭和其他50多名学员只能辗转经过武汉、重庆，再到成都。宋扬昭回忆起当年途经武汉蛇山时的情形时仍心有余悸。他说：“那时日军的轰炸机呼啸而过，我们赶紧趴下，幸好当时大家都穿着便装，要是被日军发现，投下炸弹，我们很可能就‘出师未捷身先死’了。” 到达成都后，宋扬昭和来自全国各地的1500多名学员一起，开始了为期三年的黄埔生涯。经过3个月的基础训练，宋扬昭进入了工兵科，专攻三大科目：筑城、爆破和架桥。1940年，宋扬昭从黄埔军校毕业。同届的同学大多数都奔赴抗日前线，但他被指派留守后方，担任位于昆明的中央宪兵司令部宪兵13团第7连的排长，军衔为少尉。这样的安排让宋扬昭颇感不满，他曾一度感到愤懑，心里想着：“当时我做梦都想杀几个日本鬼子。” 1946年3月，南京政府宣布，负责一个战区以上的日军最高指挥官将被视为战犯处理。这一消息使得曾作为战俘且享有特殊待遇的田中久一被迅速撤除所有优待，并被逮捕关押在广州南石头太古码头的日俘集中营。最终美军同意在广州执行田中久一的死刑。
1947年3月27日下午4时20分，这是一个令人难忘的时刻。一辆敞篷卡车载着曾经叱咤风云的日军中将田中久一，缓缓驶入刑场。当卡车尾挡板打开时，人们惊讶地发现，这个昔日嚣张跋扈的战犯已经瘫痪在地，无法自己走下车来。 行刑的重任落在了广州市中区宪兵队队长宋扬昭的肩上。他握紧了手中的步枪，目光坚定。田中久一被要求跪在指定位置，宋扬昭瞄准了他的心脏。＂砰！＂第一枪响起，田中久一应声倒地，鲜血从胸口汩汩流出。但他并没有死，而是痛苦地挣扎着。 宋扬昭没有犹豫，又是一枪，这次击中了田中久一的头部。可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仍然没有断气。宋扬昭有些慌乱，连开第三枪，打中了他的手。但这个顽强的战犯似乎有着九条命，仍在地上蠕动。现场的民众早已按捺不住内心的愤怒。他们目睹着这一切，恨不得冲上去亲手撕碎这个恶魔。 监刑军官看出了宋扬昭的窘迫。他凑到宋扬昭耳边，低声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再打一枪，剩下的交给老百姓处理！＂宋扬昭深吸一口气，重新举起了枪。这一次，他瞄准了田中久一的胸口。 ＂砰！＂伴随着一声巨响，田中久一的身体最后抽搐了几下，终于再无声息。检察官上前确认了他的死亡，并在司法执行文书上郑重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民众再也无法抑制自己的情绪。他们一拥而上，向田中久一的尸体吐唾沫，有人忍不住踢打他的遗体。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投降后的8月18日，日本内务省发布了《关于外国驻屯慰安设施整备》和《外国驻屯慰安设施问题给内务省各警保局长的通告》等文件，要求各地警务部门建立慰安所，为占领军提供性服务。 8月26日，政府拨款5000万日元，由东京警视厅牵头成立了“特殊慰安设施协会”，并设立了慰安、游技、艺能、特殊设施、食堂和物产等多个部门。该协会被日本人称为“国家卖春机关”。与此同时，9月27日，麦克阿瑟拜访了日本裕仁天皇。 1945年9月11日，在极大的压力和绝望中，东条英机在家中使用希特勒赠送给他的瓦尔特自动手枪试图自杀。尽管他瞄准心脏开枪，由于是左撇子且心脏位置畸形，子弹偏离目标，穿透了他的肺部。三个月后，东条英机伤愈出院，直接被送入东京的巢鸭监狱。 与此同时，中国国民政府对日本的侵略战犯展开了审判。全国范围内共抓捕了2357名日本战犯，分别在南京、北京、广州、上海、徐州、台北、汉口、太原、沈阳、济南等10个城市设立军事法庭，历时两年，审判了2435名战犯。其中149人被判死刑，最终执行的有145人，4人因病去世，其余的人则被判终身监禁或无期徒刑，少数人被无罪释放。 这些审判中，上海和北平是最早开展的。上海的审判开始于1946年4月，军事法庭设在虹口江湾路1号。而美军军事法庭在1946年1月24日就开始在提篮桥审判日本战犯，提篮桥因此成为中国境内第一个审判日本战犯的地方。 在提篮桥监狱，美军军事法庭共审判了8批47名日本战犯，其中5人在此执行了绞刑，这些绞刑房至今依旧完好无损，成为上海监狱陈列馆的亮点之一。此外，国民政府的军事法庭也在上海审判了116名日本战犯，其中14人被判死刑（其中1人后改判为1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