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 年，几名美国中情局探员突然出现在一位中国老人的家门口，出示证件后，直接对老人说道：“保证提供永久居留权和高薪科学家待遇。” 路易斯安那大学的梧桐叶，落在曾肯成教授的旧皮箱上。箱子里装着他给女儿熬中药的砂锅，还有一叠用橡皮筋捆着的演算纸，上面的密码公式密密麻麻，像片没有尽头的森林。 中情局探员第三次来的时候，手里拿着的合同上，连他最爱抽的 “红塔山” 都被列进了福利清单，可老人只是指了指书架顶层。 那里摆着张泛黄的船票，1972 年从华沙到上海的，边角都磨卷了。 上世纪 50 年代的莫斯科，零下三十度的站台，曾肯成攥着回国的绿皮火车票，哈气在车窗上凝成白雾。 同宿舍的波兰同学塞给他一张科学院的特聘证书，说 “留下就能进密码研究所”，他却把证书折成了小方块，塞进棉袄内袋。 那时他研究的对称加密算法刚有突破，西方机构的橄榄枝像雪片似的飞来，可他总想起出国前，导师在机场说的那句 “祖国的密码机还等着人拆呢”。 女儿在医院发烧的那个深夜，曾肯成刚从中餐馆刷完盘子回来。围裙上的油渍还没洗净，他就坐在病床边改论文，笔尖在纸上划过的沙沙声，和女儿的咳嗽声交织在一起。 国际密码学会议上，他用一口湖南普通话指出美国主流加密算法的漏洞时，台下专家的脸色骤变，他就知道，麻烦要来了。 果然，没过多久，中情局的人就找上门，带着顶级医院的住院单，说 “只要留下，您女儿的病我们包了”。 老人的手指在密码本上顿了顿，想起 1970 年那个雪夜。他放弃波兰科学院的特殊待遇，带着一箱子外文资料回国。 海关检查时，工作人员翻出他藏在《概率论》里的密码草图，眼睛亮得像星：“曾先生，咱们的导弹通讯，就缺这个！” 那时候国内的实验室连台像样的计算机都没有，他就在黑板上徒手推演，粉笔灰落满肩头，像落了层霜。 有次演算到天亮，他发现窗台上的仙人掌开花了，嫩黄色的，在晨光里颤巍巍的，像极了祖国的希望。 中情局的探员见软的不行，开始来硬的。他们抄走了老人的论文草稿，在校园里散布谣言说他 “窃取美国机密”。 曾肯成却像没事人一样，照样去中餐馆刷盘子，只是把最核心的算法手稿，缝进了女儿的旧棉袄里。 那些用中草药渣标记的演算纸，藏在砂锅的夹层中，跟着他一次次躲过搜查。 有次探员突然闯进厨房，他正往药罐里加当归，蒸汽腾起的白雾中，他慢悠悠地说：“这味药啊，得归土才能见效。” 1990 年的春节，曾肯成终于踏上回国的飞机。怀里揣着的手稿，被体温焐得温热，就像 1956 年他第一次出国时，贴身带着的那枚毛主席像章。 海湾战争爆发后，中国部队的加密通讯在美军监听下稳如磐石，指挥部里，年轻军官们对着屏幕上跳动的密钥惊叹时。 没人知道这背后，是一位老人在异国的厨房里，用砂锅熬着中药，也熬着守护国家的密码。 晚年的曾肯成，总爱在实验室的黑板上写 “密钥可变，国不可变”。学生们发现，他的眼镜片后面，总蒙着层水汽，像极了莫斯科站台的车窗。 书架上那本被中情局翻过的《密码学原理》里，夹着张中餐馆的账单，背面有行小字：“1989 年冬，炒河粉一份，未收款 —— 老板说，看您像咱中国人。” 如今那只旧皮箱摆在国家密码博物馆里，砂锅沿的药垢结了层硬壳，演算纸的边缘被虫蛀了几个小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