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杨绛此生干的最绝情的一件事：1995年11月，钱锺书85岁寿辰，俩顶级“钱迷”特意编了一部书作为寿礼，结果杨绛勃然大怒，不仅勒令全部书籍销毁，还将编者告上法庭，要求公开道歉和赔款，总之是“穷追猛打，不依不饶”。这就是著名的“《记钱锺书先生》销毁事件”。 我一直觉得，在这个事上，杨先生委实反应过激，且下手太重了，不止误伤友军，还从此让天壤之间无端多了一名最知根知底的“黑粉”，完全得不偿失。这个事件的主要“受害者”是那两位编者：一为李洪岩，彼时还是杨同事，社科院副研究员，经此事后也几乎逐渐放弃了钱学研究，转去负责学界顶刊去了；另一则为范旭仑，那时尚是大连图书馆员，如今是公认的“钱学”首席，前段刚出了《容安馆品藻录》一书，话题性爆棚，供不应求，海内争谈。这两位当时都还是“青年学者”，是钱先生的超级铁杆粉丝。李1998年出版《钱钟书与近代学人》，算是将钱的交往史料基本厘定了；范更是死忠粉，一生不慕名利，就是钻研钱学，对钱著作都滚瓜烂熟，《管锥编》甫出版时，20来岁的小范就读得极细，甚至写信纠错数百处，钱先生也闻过则喜一一改正了，所以《管》1982年再版时，钱专门添补了识语，感谢小范的“刻意爬梳”。《管》一书，出现今人名字最多的，正是这位小范大人。 本来，这是一段再美好不过的文坛佳话了，可偏偏范旭仑他们太较真，无意中开罪了毕生“霸气护夫”的杨先生。李范是志在搞“钱学”的，所以他们分别在1995与1997年编辑出版了两本钱学资料书：《记钱锺书先生》与《钱锺书评论》。既是资料书，当然是搜罗钱锺书生平事迹为主，而这两位又都是极较真的性格，秉持的是“有闻必录”与“据实直书”的史家理念，即吹嘘偶像的文章要录，“揭底”爱豆的言辞也得照收无误，可恰是此点让杨先生怒火中烧，觉得他们是要故意找茬。于是，误解一生，也就有了后面的各种事端。按李洪岩回忆，杨是立马找了吴学昭，委托她向社科院施压交涉，要求严肃处理当事人，毫无商量余地。 现在回看，这两部怎么看都很正常的粉丝“献礼”资料，让杨先生不爽的应该只有两点：1，此前杨绛写文说钱锺书学历是“副博士”，可范旭仑援引证据表明当为“学士”，并且他还顺带“纠正”杨绛，说她当初是“借读清华”；2，据受命办理此案的贾建明后来回忆，杨先生“不满意”的另一个由头，当是此书涉及“钱杨与林姓夫妻矛盾冲突之事”，杨先生不愿旧事重提，让伤疤再度公之于众（罗银胜《杨绛全传》页409）。本来，杨有这个顾虑也是人之常情，而编者既是自家粉丝，她若是能降尊纡贵，主动通个声气，亦或打个电话，彼此沟通一下，大抵也能消弭矛盾于无形的。可杨先生的问题，就在于她不打招呼，径直采取了“摇人”的方式，从而一下子让事态激化，铁粉成为仇人。 那时的杨先生，以侵犯著作权的名义，要求所有书销毁，出版社与编者公开道歉，并且对簿公堂，让对方赔了一万元。彼时李范二人，都还是“小人物”，又考虑到杨“毕竟要90岁的人了”，担心她因此坏了身体，只能忍辱负重，全盘接受“不平等条约”，并承担了所有出版损失。不难想象，以杨家如日中天的地位，这种对付手段，简直无异于狮子搏兔，让两个刚出道的年轻人，毫无招架能力，前途也是会大受影响的——正如那位办案者所说，起码再往后范及其同类选题出版社就不批了，而范也确实最终以区区市图书馆员退休的。当然了，范亦非善茬，从此粉转黑，攻杨不遗余力。如今世人能见到的杨先生“黑料”，几乎都是范提供的。 说白了，这个事就是两败俱伤。范们的愤怒也好理解：“杨先生不是在恶意欺负卑弱者吗？”他们还怀疑，他们是因“在学术研究中引述杨绛忌讳的事”而遭致打压的，所以终其生都意难平，至今认为“杨先生做得实在太过分”。以我旁观者角度，我也觉得至少在这个事上，杨先生处理失当，不仅有违她素性宽厚的为人，也让本无非茶杯里的小风波衍为满城风云，殊为不智。她更应该可以知道，那些年轻人并无恶意，还是凿凿可信的铁粉，即便真的有错，也当高抬贵手才是。 而且，整个纠纷过程，杨先生都是以钱锺书名义发出的。可实际上，我们现在可知，钱先生自1994年入院后，常年陷入昏迷状态，既无法说话，也不能写字，是不可能与闻此事的。我想，这样的处理方式，揆之于钱生平作风，他应该也不会同意的。整个事件，实际上都与他无关。至于杨先生又为何一改常态，变得这么“狠辣”呢？我想，原因可能也很简单，那就是：自1995入冬之后，钱先生病情不断恶化，已出于备受折磨的垂危状态；而紧接着，屋漏偏逢连夜雨，爱女钱瑗也诊断出肺癌绝症，亦将不久于人世。那时的杨先生，可说陷入了有生以来前所未有的“至暗时刻”，她的心境可谓遭到了极点。 而恰在此时，那两本书又跑出来触她霉头，她焉能心平气和地“从容商量”呢？只有往这个点揣摩，才能解释得通她何以一改故辙突然变了一个人似的。鲁迅说，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或许就是这样的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