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1月3日深夜，国军师长戴炳南叫醒阎锡山后，说：“黄军长要向共军投降，还说要袭击绥署，将你活捉。” 那天深夜，一个电话打进了太原绥靖公署，国军师长戴炳南语气急促，非要叫醒已经入睡的阎锡山，他带来的消息，足以让整座太原城天翻地覆：“黄军长要向共军投降，还谋划袭击绥署，活捉您！” 彼时的太原已是孤城一座，解放战争进入尾声，国民党在北方战场一败涂地，阎锡山苦心经营数十年的山西，也只剩下太原这最后一个据点，城外解放军围得水泄不通，城内缺粮缺弹，军心民心早已涣散。 这便是三十军军长黄樵松下决心起义的背景，这位出身西北军的抗日名将，深知国民党大势已去，不忍手下官兵和满城百姓再做无谓的牺牲。 他选择了一条在当时看来唯一能保全众人的路：联络城外的解放军，和平起义，为此，他甚至定下了一个大胆的计划，突袭绥署，一举控制阎锡山等核心人物。 起义的计划在秘密进行，黄樵松先是接到了西北军旧友、已起义将领高树勋的密信，与解放军搭上了线，10月31日，他亲笔致信城外解放军，正式表达了起义意向。 几天后的11月3日，感觉时机渐趋成熟，黄樵松便将计划和盘托出，告诉了军中他最信任的两个人：参谋长仝学曾和27师师长戴炳南。 仝学曾的回应很微妙，他抱怨三十军作为西北军余脉，在胡宗南手下不受待见，到了太原又被阎锡山当成炮灰顶在最前线，言语间虽有不满，却也透着一股骑墙观望的油滑，而戴炳南则表现得极为豪爽，拍着胸脯保证：“军长指哪，我戴炳南就打哪！” 黄樵松信以为真，他随即再写一封亲笔信，派亲信王震宇送出城，告知解放军起义在即，请对方派代表入城商谈具体事宜，谁知，他看错了人，尤其是戴炳南。 戴炳南的27师是三十军的主力，阎锡山为了稳住这支外来部队，平日里没少对他施以金钱和职位的拉拢，回到师部，戴炳南立刻找来自己的副手兼结义兄弟仵德厚商议。 仵德厚一听就慌了：“阎锡山在太原有十万兵力，我们就这一万多人，能成吗？”这句话点燃了戴炳南内心的恐惧，一边是风险难料的起义，另一边是告密后唾手可得的荣华富贵。 他的恐惧压倒了军人义气，当即拍板：“不能干！阎锡山的特务无孔不入，万一不成，你我兄弟都得掉脑袋，你马上控制部队，我这就去见阎长官。” 就这样，深夜的告密电话打进了绥靖公署，戴炳南甚至用枪顶着卫兵的喉咙，硬是闯了进去，当阎锡山被叫醒，裹着大衣出现时，戴炳南“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将黄樵松的计划全盘托出。 阎锡山听罢，脸色铁青，但没有乱了方寸，他一面稳住戴炳南，让他立刻返回部队确保控制，一面召集亲信王靖国、孙楚等人布置抓捕，接下来，就是一场为黄樵松精心布置的鸿门宴。 绥署参谋长赵世铃先是打电话，谎称召开紧急军事会议，点名黄樵松参加，黄樵松起了疑心，想让戴炳南代为出席，却被告知“师长以上将领都要参加”，他又致电仝学曾，仝学曾也以身份不合为由推脱。 正犹豫间，阎锡山亲自打来电话，黄樵松哪里知道自己已被彻底出卖，终究拉不下面子，答应前往。 这句“这就前来”，成了他生命的绝唱，黄樵松一踏入会场，伏兵四起，当场将他逮捕，致命的是，他竟将解放军的回信带在身上，人证物证俱在，再无辩驳余地，第二天，前来接洽起义事宜的解放军代表晋夫等人在戴炳南部队的防区被捕。 为免夜长梦多，阎锡山很快用飞机将黄樵松、晋夫等人押往南京，面对审讯，黄樵松坚贞不屈，最终与同志们一同慷慨就义。 这个选择，很快为戴炳南换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三十军军长一职，外加三万块大洋的赏钱，可是，靠背叛换来的“辉煌”注定短暂。 几个月后，太原城破在即，戴炳南成了惊弓之鸟，他想出一个自以为高明的金蝉脱壳之计，让副官找来一具身材相仿的尸体，换上自己的军装，伪造了自己“中弹阵亡”的假象。 然而法网恢恢，太原解放后，解放军清点俘虏，唯独不见戴炳南，公安局奉命彻查，很快从其副官口中问出了真相，当抓捕人员在太原阴阳巷找到他时，这位新任“军长”正头裹白毛巾，身穿黑布衣，一副农民打扮。 他大概以为，换身衣服就能把一段沾满鲜血的历史也一并换掉，可他身上藏着的几十两黄金，最终暴露了他的身份，一个普通农民，哪来这么多金条？公审之后，戴炳南因破坏起义、出卖同志的罪名被判处死刑，执行枪决。 一场本可避免巨大伤亡的和平起义，因一次关键的背叛而功败垂成，黄樵松等人的牺牲令人扼腕，而太原古城也因此多承受了数月的战火。 参考资料：《中国解放战争史》, 人民出版社，1984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