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钟伟被人装进麻袋，丢进江水中，他拼命挣扎，才挣脱麻袋上了岸。刚站稳，他打了一个电话：“我是钟伟，没死！有胆子就来抓我！” 这惊心动魄的一幕，发生在1967 年 7 月的深夜。当时，长江安徽段的江面上，漂着个麻袋。 麻袋里的人正用牙咬东西，突然 “嗤啦” 一声响，钟伟用藏在鞋底的小刀割开了绳索。 这位在东北战场让国民党军胆寒的将军，此刻正靠着战场练出的本事，跟死神较劲。 这场劫难的根源，要从五年前的庐山会议说起。 当时，批判彭德怀的声音越来越大。时任北京军区参谋长的钟伟猛地站起来，拍着桌子喊：“彭老总说的都是真的！” 话音刚落，那些想趁机打压彭德怀的人，脸都白了。 钟伟打仗出了名的 “三猛”—— 猛打、猛冲、猛追。这次，他把这份 “猛” 劲用在了维护正义上，直接断送了自己的仕途。当场，他就被撤了职，从正兵团级的北京军区参谋长，变成安徽农垦厅副厅长。 老战友杨勇私下劝他：“老钟，犯不上这样。” 钟伟脖子一梗：“当年在东北战场，彭老总带着咱们打胜仗的时候，没人说他是反革命。现在凭什么？” 他办公室里，还挂着 1948 年跟彭德怀在东北前线的合影，照片里两人站得笔直，身后是打过仗的战场。 虽然仕途遭遇重创，但钟伟没有就此消沉。 他把心思全放在农垦上。穿的军装打了好几块补丁，戴顶草帽，整天在田埂上转。教农民怎么改良土壤，引进好种子。 当地百姓都叫他 “老钟头”，只知道这人干活不惜力，不知道他曾经是指挥过千军万马的将军。 平静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太久，风暴再次袭来。 1967 年夏天，造反派头头张建民带着人闯进农垦厅办公室。钟伟当时正在改一份扩大茶园种植的报告。 张建民把一叠材料摔在桌上：“钟伟，你必须揭发黄克诚的问题！” 钟伟 “霍” 地站起来，用滚烫的茶水泼在那些 “揭发材料” 上，吼道：“黄克诚是功臣，你们这是瞎胡闹！” 钟伟的强硬态度，彻底激怒了造反派。 二十多个造反派把钟伟按在地上。这位打了一辈子仗的将军，脑子有点发懵。 上一次被敌人围住，还是 1947 年在东北，被国民党三个师堵着。可这次，动手的是曾经的同志。 棍棒一下下落在身上，钟伟感觉两根肋骨断了，咬着牙没出声。等他被塞进麻袋扔进江心，冰冷的江水一激，反倒清醒了。他想起 1934 年长征过湘江，也是这么冷的水，他背着受伤的战友游了一整夜。 这会儿，他用牙咬着小刀柄，摸索着割麻袋。江水灌进鼻子里，他看见江底有鱼游过，远处还有渔船的灯亮着。 死里逃生的钟伟，骨子里的硬气丝毫未减。 第二天早上，浑身湿透的钟伟一瘸一拐走进供销社。营业员吓了一跳，手里的暖水瓶差点掉地上。 钟伟抓起电话，对着话筒喊：“我是钟伟，活着呢！有本事再来抓！” 电话那头，张建民在骂脏话，钟伟却仰头大笑。 之后，钟伟在皖南山区躲了一阵，化名 “老周”。白天帮老乡砍柴，晚上就睡在牛棚里。他用树皮在墙上画地图，标着造反派可能来搜捕的路线。 有一次，几个造反派搜到他藏的山洞，他躲在茅草里，听着脚步声越来越近，手里攥着砍柴刀，一直等到月亮照到山顶，那些人才走。 在艰难的流亡岁月里，老战友的帮助成了他的慰藉。 1971 年冬天，老战友王平偷偷把钟伟接回北京。王平是开国上将，每月都亲自送粮票和油票来。 他总穿件褪色的军装，跟普通老百姓一样，穿过几条胡同，把东西放在钟伟藏身的煤棚里。 “老钟，再熬熬，天总会亮。” 王平拍了拍他的肩膀，两人在暗处握了握手。 钟伟在煤棚里，就着煤油灯写申诉材料。他一笔一划记着 1959 年军委扩大会议上的每句话，记着黄克诚在苏北带着大家打鬼子的事，记着自己在麻袋里怎么挣扎的。 这些字，后来成了给他平反的重要证据。 漫长的等待终于迎来了曙光。1980 年 4 月，中央军委的平反文件送到钟伟手里。 当时他正在菜市场排队买豆腐。念文件的同志说到 “恢复正兵团级待遇，补发工资 3.2 万元”，钟伟突然把豆腐摔在地上：“我要的不是钱，是公道！” 他用手摸着文件上的红章，手抖个不停，像摸到了那些牺牲战友的脸。 同年，张建民被带上法庭。法官问他认不认识钟伟，张建民低着头没说话。 钟伟坐在旁听席上，看着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造反派头头，轻声说：“当年你要是敢面对面来，我还能高看你一眼。” 1984 年，钟伟在北京去世。按他的遗愿，骨灰撒在了平江起义的地方。 杨勇对着江面喊：“老钟，下辈子还一起打仗，还做战友！” 这位一辈子没弯过腰的将军，就这么走完了他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