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5月27日，63岁的陈独秀于四川病逝后，给34岁的妻子留下遗嘱：“我死之后，你可自主改嫁，但有一事你要牢记在心。那就是不可用我名义去卖钱，教育部寄来的钱也不能动用，生活务求自立。 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在四川病逝，享年63。他留给妻子的遗嘱声音清晰：死后可以自由改嫁，教育部寄来的补贴一分不动用。生活必须自立。信念与体面，他留给她最后的嘱托。 1942年春末，四川江岸，初夏高温正炙烤着村野。他已是年近古稀，却依旧身躯瘦削。风雨飘摇数十年，知识分子顶过时代巨浪，如今被押送偏僻医院病榻，双目失明，呼吸急促。昔日那位执棒革新、掀动五四波澜的风云人物，如今只能靠老妇轻泼水，摇醒他的意识。 病房昏暗，病榻旁垂挂蚊帐，外头是竹林微动，屋梁斑驳。妻子近岁三十余岁，曾随他漂泊南北，多次遭政治波诡。她在昏暗光线里替他擦汗，替他擦拭眼角。 陈独秀偶有恍惚，视线空洞却声音断续，却总在耳边提醒她——记住生活要自立，不能拿他的名字去换钱。他问讯教育部寄来的补贴是否到帐，妻子轻声承诺没有动。每次确认都像宣誓，像他在人世最后的信仰。 他语气坚定，不带柔情，也没哀怨。他说完这些便闭目沉静。空气凝固，只有远处竹影拍打房顶的声音。这间病房仿佛两条命的交错：一条消散于疾病，另一条在冬寒里颤抖却必须继续。妻子的双手微微颤栗，一滴汗珠滑落肩头。 他将昔日的名字当作信条，要她不要拿来换生。知识分子的尊严，在陈独秀心里，无可让度。就算寂寞老去，他也不愿妻子依附在他的声誉上。妻子听在心底，痛却咬牙，这就是他临终的安排：死后要她自己活。 那天午后，新闻传出。他在四川某医院离去，尸体冰冷冰白。消息传播破竹——一代激进思想带头人，在战乱中黯然谢幕。 他63岁，妻子才三十四。村邻听闻传到城里，学生、旧友、追随者写信祭奠，也把悲悼贴在墙上。报纸简短提及，无半点褒抑，却标明名单，教育部帐户一行字依旧在公共栏中。 妻子接到消息时，正坐在床边为他换洗衣物。白布条染血迹，她用力抬起身体，却几乎站不稳。泪水结成冰刃，从眼角滑落。那些年流亡、审讯、失明、抵御政治孤立，都像影子重叠。如今他离去，留下一纸遗嘱，在她心中落下重石。 街上风声急促，信使递来两封函件。其一是教育部寄来的金融补贴通知，可提取次数、金额清楚。其二是一份求助信，来自昔日追随者，请她继续传播他思想，扬言若她不开口就邀记者采访。她一并撕掉，扔进火炉。 没有犹豫，只有一瞬果断。这种行为不是放弃，而是证明她要守住那最后遗嘱的精神——赚不到钱，也不借名气，就靠自己生活。 她名下只有一小块自耕地，更多依赖扶贫杂货与亲友施舍。这些年来，她一直保管他的遗稿、照片与书信，不肯出版，也不卖字约稿。 按他的遗嘱，任何用他名字赚钱的渠道都不许触碰，即便能换来安稳，也不许。每当补贴存入，她总去银行把钱提现存成现金，不用合伙账号，也不用身份登记。留着纸币本身，也留住了一份独立。 村人弹舌相惊，说那女人疯了。知识分子后人的妻子竟固执得连补贴都不敢碰。她像一座孤墓，默默承受着失去丈夫的齿印，也承受着世俗的偏见。 日子里，她几乎不出门，美发店、菜市、街市人见她打量一下便离去，没人敢搭话。她在荷叶小雨里缓步前行，却像个旧日抱剑而立的人物——严肃、自持，却无锐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