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家分晋不只是分地，是把老天子的脸撕了 三家分晋的事情，要真追起来，并不复杂，几家大夫从内斗里杀出头，做掉了上司，接管了权柄，最后干脆分了家，各自称国。晋国从此在地图上消失了，剩下韩、赵、魏三块地，各自修墙种田、筑城练兵。可要说这个事件有多震撼，还不在于晋国亡了，而是从这天起，周王室这块天子招牌，就像个破了口的铜锣，敲不响了。谁都明白：再没谁真把它当回事了。 晋国的地位，从来不低。那是周初分封时的大国，姬姓，亲近，重用。从晋文公起，国力日盛，打仗、外交、会议，样样不落下风，是诸侯间妥妥的强人。但即便如此，晋国一直都还知道该守什么。晋文公有一年打了胜仗，心里飘了，请求死后能用王礼下葬，被拒了。周王没有发火，只说了两句话：“你确实立了大功，但规矩不能破。咱不能让人笑话。”晋文公听了，也就作罢了。 这才是那个时候的味道。诸侯再强，也知道头上有个天子。做臣子的再横，也不敢明着踩规矩。打仗是打仗，地盘是地盘，面子上的礼法得撑着。哪怕撑不住，起码得装得住。 但后来，晋国内部出了问题。原来几个辅政的家族越做越大，尤其是智氏、赵氏、韩氏和魏氏，私兵一堆，地盘一片，晋国国君早成了挂名。斗到后来，智氏想吃独食，被三家联手灭了。尸体扔到河里，脑袋挂在城门上，血淌了一夜。赵家的骑兵接管了朝堂，韩魏两家也分了地。晋国的国君此刻就像一个被赶出家门的老人，没人理，也没人哭。 这是公元前453年。三家分权，名义上还是在晋国旗下做事，但谁都看出来了，局势变了。三年五载后，三家干脆撕破脸皮，直接上书周天子，请求正式封国。周烈王那会儿正窝在洛邑的宫里，朝廷财政空虚，兵也不听话，连自己的地盘都镇不住。他拿着三家的表章，没什么犹豫，就给批了。他知道自己拦不住，只能顺水推舟。 从那一刻起，整个制度崩口了。三家弑君篡政，竟被正式承认为“合法诸侯”，不降、不罚，反而得封。这是破天荒的事。以前再怎么强的家臣，也知道干了弑君篡国的事，是要被天下耻笑、诛灭的。现在倒好，做了还给发奖。这种“坏了规矩还能混得好”的事一旦被确认，就没底线了。 接下来几年，很多地方都开始效仿。齐国的田氏看得最清，老姜家的国君已经快被架空多年，他们就在三家分晋之后不久，学着一套流程，做掉齐康公，扶自己上台。这个过程，居然也没多少人反对。大国小国，见惯了，就不觉得奇了。所谓“臣弑君”“家臣篡位”，原来可以变成一种正常的升迁路径。 这时候的周王室呢？仍然在洛邑守着老祖宗留下的几堵墙，说得难听点，像个被赶出课堂的老师，还非要留在讲台上背课文。他们还能封爵，还能举行一些象征性的仪式，可没人听，没人理。天子变成了影子。 更令人感慨的是，这样的局面，绝不是一朝一夕造成的。春秋中期，周室已经弱得厉害。楚国、晋国、齐国轮流坐庄，谁都能号召诸侯开会，谁都可以打一仗立威。但即使这样，他们嘴上还是说“尊王攘夷”，出兵打仗也好歹找个借口。到了三家分晋这一手，连面子都不要了。规矩彻底不灵了。礼法不再是一种压制，而是一块破布。 司马迁在《史记》里，把三家分晋定为春秋与战国的分界点，是有讲究的。他不是看哪年起兵，哪年灭国，而是看“变质”的那一刻。一套礼法制度能不能继续运转，不在于纸上有没有写，而在于大家还信不信。三家分晋之后，大家都明白了，只要有兵有粮，谁都可以割据称国，谁都可以跳过天子那一关。这不是乱，这是新秩序的开始，是另一种逻辑下的“稳定”。 旧制度死了不是因为敌人太强，而是因为自己先松了手。韩、赵、魏三家之所以能篡国成功，不只是他们有兵，更因为他们知道，没人会站出来指责。因为大家都心知肚明，天子的权威已经撑不起一个“必须服从”的局面了。周烈王的一封册书，不只是象征的盖章，更像是对旧时代的葬礼。 这种事情，一旦开始，就停不下来。战国七雄的格局，就是在这场分晋之后逐步成形的。各国自立，逐鹿中原，谁强谁就是王。那些还在喊“尊周”的人，不过是在演戏。演给老百姓看，演给祖宗看。真打起仗来，谁还顾那一套？ 所以说，三家分晋毁的不是一个晋国，而是整个周制天下。它让后人知道，只要你敢，只要你能赢，就能把自己的名字写上诸侯册。那一刻，谁还关心你姓姬还是姓赵，谁还管你是不是从周公那儿分封来的嫡系？尊卑的线没了，从此只有强弱。这才是战国的逻辑。 周王室没在这场变局中直接死去，而是被慢慢抽干。抽的是威望，抽的是信仰，抽的是对“王命”的最后一点敬畏。从三家分晋开始，礼崩乐坏不再是抽象词，它有了具体的场景、有了刀光血影、有了名分被拿来当筹码买卖的实锤。从那一刻起，天子再也不是秩序的起点，只是一个远远站在历史背景板上的符号。 那块符号还会被人提起，但已经无法震动人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