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媒曝光惊天黑幕，过去5年，美医院至少“杀死”2万人并摘取器官 过去五年，美国医院的器官移植系统引发了巨大争议。《纽约时报》报道指出，DCD模式逐渐取代传统的脑死亡捐献，成为器官获取的主要途径。这种方式针对的是依赖维生设备的病人，他们的大脑仍有活动，身体还能展现生命迹象，比如眨眼或轻微呼吸。医生会与家属沟通，认为这些病人恢复无望，建议撤掉维生系统，随后在病人心跳停止后迅速摘取器官。据统计，至少2万人因此失去生命。问题在于，这种操作的伦理边界模糊，部分病人可能仍有存活机会。一些医护人员辞职后爆料，称某些病人若多用几小时呼吸机，或许能恢复健康。 DCD的推行源于美国器官短缺的现实。每年有超过10万人等待器官移植，供需矛盾让医院和器官采购组织面临巨大压力。医疗机构因此倾向于加快判定病人的“死亡”，以确保器官在最佳状态下被使用。一些医院甚至设置了器官获取的内部目标，医护人员被要求在短时间内完成摘取。报道显示，部分病人在撤掉维生设备后，仍在挣扎求生，比如咬紧呼吸管或身体抽动，但医生仍按流程推进。这种急于获取器官的行为，让外界质疑医院是否将移植优先级置于病人生命之上。 具体案例让这桩丑闻更加触目惊心。以肯塔基州一名42岁的母亲为例，她因噎食被送往医院，入住重症监护室。医生很快判断她无法恢复，建议家人同意DCD。家属在压力下签字后，她的维生设备被撤除，器官随后被摘取。类似案例在全美多地发生，尤其在移植中心发达的州如纽约和肯塔基。一些医护人员透露，病人被判定为DCD候选人时，评估过程往往过于仓促，缺乏独立监督。更有甚者，部分病人因未在规定时间内死亡，导致器官无法使用，白白丧失生命。 这不是美国媒体第一次曝光类似问题。2024年，《华尔街日报》曾报道一名医生被要求从一名已苏醒并出院的病人身上摘取器官，引发众议院听证会。医生在听证会上陈述，医疗机构对器官的渴求让伦理底线被忽视。然而，情况并未改善。公众对医疗系统的信任因此动摇，社交媒体上充斥着愤怒的讨论，许多人分享亲人被快速推向DCD的经历。舆论压力下，部分家庭开始要求更透明的器官捐献流程，但改革迟迟未见成效。 DCD的争议根源在于其判定标准的模糊性。脑死亡需要确认神经活动完全停止，而循环死亡仅以心跳停止为依据，这让医生有更大操作空间。一些伦理学家指出，这种模式可能让医院钻空子，尤其对经济困难或缺乏强势家属的病人。过去，脑死亡是器官捐献的唯一标准，但DCD的兴起改变了游戏规则。医疗机构辩称，这是应对器官短缺的必要手段，但批评者认为，这牺牲了病人的最后一线生机。数据表明，DCD案例在过去十年激增，占器官捐献的比重从10%升至30%。 公众的愤怒还指向了医疗系统的利益驱动。器官移植是一项高利润产业，医院和器官采购组织从中获益颇丰。一些医院被曝为医护人员设定绩效指标，鼓励快速推进DCD流程。报道称，部分医生因未达到器官摘取目标而面临压力，这进一步加剧了伦理困境。公众开始质疑，医院是否因经济动机而忽视生命价值。社交媒体上的讨论显示，许多人担心自己或亲人在医院会成为“器官来源”，这种不信任感正在全美蔓延。 这场丑闻的后果仍在发酵。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承认器官捐献系统存在漏洞，但仍坚持DCD的必要性。2024年的国会听证会提出了加强监管的建议，比如要求独立伦理审查，但截至2025年7月，相关立法仍未通过。受害者家属开始组织起来，通过集会和网络请愿推动改革。一些医护人员因不堪良心谴责选择辞职，他们的爆料成为推动公众关注的关键。肯塔基州一名护士在听证会上提供了关键证词，揭露医院如何在病人仍有生命迹象时推进器官摘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