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曾被吹嘘成“民国四大美男子”之一，相传陈璧君就是被他的美色所吸引，不顾一切要以身相许。曾被吹嘘成“民国四大美男子”之一，相传陈璧君就是被他的美色所吸引，不顾一切要以身相许。 汪精卫在民国早期的名声，说起来可不一般。 长得英俊，有文采，会演讲，一度是无数青年男女心中的偶像人物。就连后来赫赫有名的张学良，晚年都忍不住提过一句，说汪精卫年轻时“实在是个人物”。 的确，在那个热血与动荡搅作一团的时代，他是能挑大梁的那一类人——风骨有，胆识也不缺。 而在所有被他“惊艳”过的人当中，陈璧君可能是最痴情、也最彻底的一个。 她出身不错，家里有钱，还留过洋，按理说能挑的对象多得是。但她一头扎进这场情感，眼里再容不得别人。 十五岁那年，她第一次读到汪精卫写的文章，立马就被击中了。 那一刻起，她就没再从这个人影里走出来。 她追得不遮不掩，汪精卫去哪儿演讲，她就跟着听；他成立同盟会分部，她第一个报名。 别人说她疯魔，她不听。 她认准了汪精卫这个人，也认定了他要走的那条路，就算自己不是“革命的材料”，也要拼命挤进去，把所有力气都搭上去。 可惜天底下的喜欢，未必就有回应。 汪精卫一开始并没有太把她放在心上，他是那种容易让人误会的男人——总是温文尔雅，但其实心里早有分寸。 直到那次刺杀载沣的行动，那是1910年的事情，汪精卫决心孤注一掷，冒死去北京行刺。 他是做好了死的准备的，陈璧君也察觉到了危险的气息。 她害怕这一走，就是永别，于是主动开口，提出要“以身相许”。 那个年代的女子要说出这样的话，并不容易，她是鼓起了全身的勇气，把命运压在一个男人身上。 张学良晚年讲起这段时，说得挺含蓄，说汪“礼貌性回应了”，其实就是承认了两人之间在行动前有了实质关系。 只是汪精卫那次刺杀没有成功，行动失败，他被捕入狱。 在清廷的牢里，他写下了那些广为流传的《狱中题壁》，成了舆论口中的“慷慨就义者”。 舆论吹他，百姓挺他，连那些原本对革命犹豫的人也动了心。而陈璧君没有只是站在一边哭，她做了件很特别的事：她买通狱卒，送进一篮鸡蛋，每颗蛋上都写了一个“璧”字。 这不是为了炫技，而是想告诉汪，“我还在”“我没有走”“你不是一个人”。 汪精卫出狱之后，终于松了口，答应与她成婚。 外界看来是一场佳偶天成——她有钱有胆，他有才有志。 汪精卫之所以答应，更多像是还一个人情，或者说，一种自觉该承担的责任。 真正让他动心的，可能不是她，而是她在他最孤绝的时候做的那些事。 两人结婚后，陈璧君并没有回归家庭角色，她不是那种安安静静躲在丈夫身后的女人。 她更像是那种敢跟男人争辩、替丈夫作主的人。 汪精卫优柔寡断这一点，外人看不出，但家里人心知肚明。 很多关键时刻，他犹豫不决，陈璧君就会上前一步，把主意给定了。 她讲话直接，不绕圈子，一针见血，他写长篇大论，她三言两语拍板定案。 进入三十年代之后，中国局势愈发紧张。 东北沦陷，抗战呼声越来越高，国民政府内部主张各异，汪精卫的位置也不再稳固。 抗战全面爆发后，他逐渐被边缘化，心里不甘，又苦于无力改变。 日本人看中他这点，开始私下接触，试图扶持他搞一个“和平政府”。 汪精卫动摇过，也挣扎过，他不愿做“民族罪人”，但也不想一辈子做蒋介石的副手。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陈璧君起了决定性作用。她不是那种轻易妥协的人，对日本人的态度也从来不遮掩。 她不喜欢蒋介石，更不服气汪精卫屈居人下，她对丈夫说：“做汉奸，也别坐第二把交椅。” 1940年，汪精卫在日本的支持下成立了南京伪国民政府，自封为“主席”，并掌握实权。 那一年，他写了不少告全国同胞书，说自己是为了“和平建国”，说是为了“避免更多流血”。 可说到底，没人再听他解释了。 他的名声已烂得不能再烂，曾经慷慨赴死的英雄，变成了臭名昭著的叛徒。 陈璧君也没有闲着。她在伪政权里担任多项要职，尤其是妇女组织方面，组织女性“参政”，积极配合日方政策。 其实早在1935年，汪精卫就遇到过一次暗杀。 那是王亚樵派人干的，枪手在上海一枪打中了他，子弹没有立刻致命，却在他体内埋下了祸根。多年后，那枚子弹的毒素侵蚀了他的脊柱，最终导致器官衰竭。 1944年，汪精卫在日本病死，客死他乡，没有国葬，也没有哀荣。 汪死后不久，日本战败。 国民政府下令捉拿伪政权要员，陈璧君也在名单之列。 她起初还犹豫，要不要逃亡，有人劝她去香港、去东南亚，她迟疑不决。 最后，做了个决定——掷硬币。 一枚银元在空中旋转，落下那刻，她认了。 她说命运让她回去，那就回去吧。 她被诱捕回国，送往重庆受审，后关押于上海提篮桥监狱。这所监狱铁门一锁就是十几年。她没哭没吵，接受审讯，也不曾认错。 1959年6月17日，她死于狱中医院，无声无息，连块像样的墓碑都没留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