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绝大多数国家禁止安乐死？不夸张的说，安乐死一旦被放开，那就是穷人的噩梦。 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直到今天，全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里，真正将安乐死合法化的，也就荷兰、比利时、加拿大等那么寥寥几个？是其他国家都“不开明”吗？还是这背后，藏着我们普通人不易察觉的深渊？ 不夸张地说，这道口子一旦放开，对有钱人来说，可能多了一个“体面”的选项；但对普通人，尤其是穷人来说，很可能就是一场醒不来的噩梦。 比利时有位老人，叫戈德莉芙德特鲁耶。她身体挺健康，没得什么癌症、绝症，但她一辈子都在跟重度抑郁症作斗争。到了64岁，她觉得实在撑不下去了，就向医生提出了安乐死的申请。 你可能会说，她痛苦啊，这是她自己的选择。 戈德莉芙的儿子汤姆莫蒂尔后来才知道这件事，但一切都晚了。母亲去世的第二天，医院才打电话通知他来处理后事。汤姆都懵了，他说母亲患有抑郁症，情绪很不稳定，时常会跟子女闹矛盾，断绝联系。在她生命中最需要家人支持和专业治疗的时候，仅仅因为她和子女暂时疏远，医生就绕过了家人，批准了她的死亡。 更让人不寒而栗的是，批准并执行这次安乐死的医生，是比利时一位著名的安乐死倡导者。而戈德莉芙给这位医生所在的机构，捐赠了2500欧元。 一个被抑郁症困扰的病人，她的“死亡意愿”有多大程度上是清醒、理智的？当一个社会提供了“死亡”这个便捷的选项时，会不会让一些本可以被治愈、被关怀的人，过早地放弃了求生的希望？ 戈德莉芙的故事不是孤例。在荷兰，一个叫奥蕾莉亚布劳威尔斯的29岁女孩，同样因为严重的精神问题，在2018年被执行了安乐死。她没有绝症，只是觉得“活着太痛苦”。 当一个社会开始为“活得不耐烦”的人提供死亡服务时，这条“滑坡”就已经刹不住车了。今天可以是绝症，明天就可以是慢性病，后天是抑郁症，再往后，会不会是失业、失恋、或者仅仅是“感觉身体被掏空”？ 所谓的“死亡权”，正在悄悄滑向“被死亡”的义务。 谈到安乐死，我们不能不提一段黑暗的历史——纳粹德国的“T-4行动”。 上世纪30年代末，希特勒打着“净化雅利安人种”和“减轻社会负担”的旗号，秘密启动了一项“安乐死计划”，代号“T4”。这个计划的目标，就是系统性地消灭那些“没有生存价值的生命”，包括残疾人、精神病患者、智力障碍者。 一开始，他们用的是饥饿、注射毒剂等方式。后来为了“提高效率”，发明了我们都熟知的毒气室。医生们成了刽子手，他们负责鉴定谁“该死”，然后开具死亡证明。在短短几年内，超过20万无辜的生命，就这样在“安乐死”的名义下被悄然抹去。 这段历史告诉我们一个血的教训：当一群人掌握了决定另一群人生死的权力时，无论初衷说得多么冠冕堂皇，“人道”最终都会沦为“屠杀”的借口。 有人会说，现在是文明社会，有严格的法律监管，不会重蹈覆辙。 但人性是经不起考验的。 我们再看看已经合法化的国家。荷兰的数据显示，2023年有9068例安乐死，占总死亡人数的5.4%。比利时2022-2023年间，有超过6000例，其中因为精神和行为障碍而被安乐死的，占了1.2%。 数字可能看起来不大，但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是一个曾经活生生的人。而且，这个口子正在越开越大。从最初的“无法忍受的、无望的身体痛苦”，扩大到精神痛苦，甚至有些国家在讨论为“活腻了”的老人提供安乐死。 这条路，真的没有尽头吗？ 说到这里，我们必须面对一个最扎心的问题：如果安乐死合法化，谁会是最大的受害者？ 答案只有一个：穷人。 当社会为一个人的痛苦提供的最优解是“死亡”时，这个社会本身就病了。我们真正应该做的，不是让人们可以“轻松地死”，而是建立一个完善的保障体系，让每个人都能“有尊严地活”。 这个体系，叫“临终关怀”，也叫“姑息治疗”。它的核心，不是放弃，而是陪伴。是用专业的医疗手段，最大程度地减轻病人的痛苦；是用心理疏导，缓解他们对死亡的恐惧；是动员社会和家庭的力量，给予他们最后的温暖和尊严。 让病人不痛、不惧、不孤单，这才是真正的人道，这才是我们应该努力的方向。 说到底，关于生死的讨论，永远没有简单的答案。但有一点是确定的：生命的价值，不能用金钱来衡量，更不能因为痛苦和负担，就轻易被放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