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杜聿明在陈官庄被包围后，带着副官、卫士等十余人逃到了安徽省萧县张老庄村，最终还是被解放军俘获。 抗日时期，杜聿明算是国民党军里的骨干力量。他1937年成为第一个装甲兵团团长，率部参加淞沪会战，指挥坦克部队压制日军火力点。1938年升任第二〇〇师师长，次年任第五军军长，参加桂南会战，在昆仑关一战中，部队翻山越岭攻克关隘，消灭日军一个旅团，这在国民党军中传为佳话。1942年远征缅甸，他指挥部队在同古战役阻击日军推进，虽然协同盟军，但撤退穿越野人山时，部队减员过半，这点后来备受争议。 抗战后期，他继续指挥机械化部队，参与收复失地。杜聿明在这些战役中展现了战术运用能力，比如逐次抵抗和两侧埋伏，但也暴露了决策失误，比如缅甸撤退路线选择不当，导致大量士兵非战斗减员。他的贡献主要在机械化部队建设上，国民党军最早的坦克部队就是他带出来的。不过，国民党整体战略问题，让他这些局部胜利没能扭转大局。到了1945年抗战胜利，他转战东北，指挥攻占锦州和长春，但内战阴影已经笼罩。 内战爆发后，杜聿明的位置越来越关键。1946年，他率军在东北作战，采取夜行百里策略，甩掉对手追击，但国民党资源有限，部队士气渐低。1948年，蒋介石点将，让他担任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指挥第二兵团和第十三兵团，前去支援黄百韬第七兵团。11月，黄百韬兵团在碾庄被全歼，黄百韬自杀。杜聿明集团随后被围在青龙集和陈官庄地区，蒋介石命令他突围，但解放军火力密集，阵地不断缩小。 杜聿明曾提出上中下三策，包括北上决战或固守待援，但都被蒋介石否决，导致集团陷入被动。12月，黄维兵团在双堆集被围歼，杜聿明余部压缩到5平方公里狭小区域。1949年1月6日，解放军发起总攻，杜聿明集团防线崩溃。1月9日晚，他决定突围，召集副官、司机和卫士共14人，剃掉胡子，换上士兵服装，步行十余里逃窜。这些细节显示他试图蒙混过关，但计划仓促，暴露风险大。国民党军在淮海战役中损失巨大，杜聿明作为指挥官，承担了部分责任，他的战术虽有灵活性，但整体战略失误让他难逃败局。 1月10日凌晨，杜聿明等人抵达安徽省萧县张老庄村，被解放军战士发现，带到临时审讯点。他自称高文明，是第十三兵团军需处长，但举止和物品出卖了他。审讯人员要求列出同级军官姓名，他犹豫半天写不出。搜查口袋，找出进口牛肉罐头、美国香烟和派克金笔，这些与普通军官身份不符。一名随从交代自己是杜聿明副官，并指认身份，他只好承认。解放军记录供词，将他移交上级。 粟裕下令带活的来，苏荣负责看管，杜聿明被押到指挥部。被俘后，他两次试图自杀，一次用砖头砸头，一次试图上吊，但都被阻止。1949年，转送到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那里关押国民党高级将领，如王耀武、宋希濂、黄维。杜聿明患有胃溃疡，得到医疗照顾。改造期间，参与集体操练、学习政策文件和劳动，如郊外耕作。管理员强调改造目的是新生，他逐渐适应。1959年12月4日，列入第一批特赦名单，30名国民党战犯获释，包括杜聿明。这批特赦标志政策宽大，他出狱后定居北京，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 特赦后，杜聿明的生活转向文史工作。他整理抗日战争档案，撰写回忆材料，提供历史证言。 1960年代，成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委员，参与会议讨论。妻子曹秀清从台湾返回大陆，一家团聚在北京住所。他给在美国妻子写信，讲述被俘经历，强调共产党没处决他，而是改造教育。晚年，他走访旧址，阅读报纸，剪辑文章，记录笔记。杜聿明还关心祖国统一，撰写相关文章，录音广播，促进和平。1981年5月7日，在北京逝世，享年77岁。遗体安葬，亲属参加仪式。他的后半生从战犯转为社会工作者，体现了时代变迁。杜聿明一生军旅为主，抗日有功，内战失败，被俘改造后贡献文史，这些转变接地气，反映个人在历史洪流中的无奈和适应。他没去台湾或美国，嘱咐妻子定居大陆，显示对新生活的认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