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得好！”上海一男子伺候瘫痪母亲5年，母亲去世后，按协议他一人继承母亲的房子， 不料，房子要拆迁，三哥跳出来要平分补偿款，其他三兄姐说：当年没时间、没钱照顾老人，愿意男子一人拿补偿款。三哥却不认当年协议，和男子对薄公堂。 一年的冬天，上海黄浦区的老房子里，陈阿婆的五个子女围坐在藤椅上。七十五岁的母亲突发脑梗瘫痪在床，彻底丧失了自理能力。 空气里弥漫着中药味，但更沉重的是怎么分摊赡养责任的压力。 “小妹在浙江打工抽不开身，家里孩子还小。”大女儿搓着手先开了口。二儿子紧跟着叹气：“厂里效益差，每个月工资都凑不够医药费。” 屋里一片沉默时，老幺掐灭了烟：“我来吧。”这句承诺像钉子敲进木板，他辞了公交公司的工作，把媳妇孩子安顿到岳母家，抱着铺盖卷搬回母亲不到十平方的亭子间。 春节的全家宴上，老幺掏出拟好的协议。泛黄的笔记本纸写着关键几条：母亲由他全权照顾；母亲的退休金补助生活困难的二姐； 等老人百年后，石库门老房归他独自继承，其他人签字放弃。四个兄姐接过钢笔，签字时无人反对。 此后五年，邻居们看惯了这个场景：每天清晨老幺端着便盆去弄堂倒污物；傍晚用轮椅推着母亲晒太阳；深更半夜常能听见他蹬三轮车送急诊的吱呀声。 “哪来的钱？”看到床头堆着的医疗费单子，老母亲总抹眼泪。医药费耗光了老幺八万积蓄，还欠下四万外债。 几个兄姐偶尔拎点水果探望，但三哥五年里只露过三次面，最近的一次还是母亲临终前。“老三总说生意忙，”邻居张阿姨摇头，“连老太太咽气那晚都没赶上。” 陈阿婆去世，老幺用最后两个月工资办了丧事。没人提老房子的事，那本协议压进了五斗橱底。 转眼到了2019年，黄浦区启动旧改。陈家40平米的老房估值近三百万补偿款。拆迁通知刚贴到弄堂口，三哥就提着两瓶酒敲响了陈志平的家门。 “老五啊，当年那份协议就是废纸！”三哥拍着桌子嚷，“咱们重新分，每人该拿六十万。”见弟弟闷头不接话，他嗓门更高了：“你要独吞？我告到法院你也赢不了！” 另外三个兄妹很快表明了立场。大姐在电话里说：“这些年都是你尽孝，钱该你的。”二姐把签了名的放弃声明寄到居委会。 连当初分得母亲退休金的二姐夫都来作证：“老太太最后五年，老五累得瘦成竹竿，我们没脸争！” 三哥却咬死了两点理：协议没经过公证不作数；老房拆迁大幅增值，“老幺捡个大便宜”。2019年秋天，他一纸诉状把亲弟弟告上法庭。 庭审交锋时，法官当庭甩出三个问题：“你说协议无效，当年签字时谁强迫你了？”三哥支吾着答不上话。 “你说弟弟捡便宜，1999年这房子值十五万，他花十二万看病办丧事，还搭上五年人工，这叫占便宜？”旁听席一阵哄笑。 法官翻着厚厚一叠证据，老幺提交的药费单有212张；邻居七份证言证实他常年独力照顾母亲。 最致命的是法律认定。判决书引用了《民法典》三条硬规矩： 亲兄弟姐妹签的继承分配协议（第1123条），只要当时大家清醒自愿，签字就有效； 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子女（第1131条），本来就有权多分遗产； 拆迁款算房子的“替身”，房子归谁钱就归谁（最高院明文规定）。 2020年初，法院一锤定音：老房拆迁款全归老幺，驳回三哥所有请求。三哥没再上诉。这个判决赢了街坊四邻一片叫好。 老幺去年用补偿款买了新房，搬家前专门去看三哥。两个头发花白的男人对坐半晌，最后他撂下句话：“哥，你要缺钱看病养老，我还管。” 楼道里响起沉重脚步声，老邻居们都知道，那扇紧闭十五年的防盗门再没开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