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年凯丰儿子参观南方局旧址，当众质问馆长：怎么没有我父亲的像 【2009年5月

09年凯丰儿子参观南方局旧址，当众质问馆长：怎么没有我父亲的像 【2009年5月，南岸区的旧式院落里】 “馆长同志，请问我父亲的像去哪儿了？”何明一脚踏进大厅就抛出这句话，语气里带着惊讶，更透着难以掩饰的失落。两侧墙面悬着的，都是南方局常委们的黑白照片——周恩来、董必武、博古，甚至连邓颖超单独成像，可在常年居于第三席位的凯丰，却只剩二楼角落里一张模糊的集体照。解释声此起彼伏，尴尬的空气仍在弥漫。这一幕把很多人拉回到七十多年前，那个同样充满争议与峰回路转的身影。 凯丰，原名何克全，1906年初夏出生在江西萍乡。当时的南方各省已经被三民主义的风潮吹得摇摇欲坠；五年后武昌城头一声枪响，满清龙旗落地。时代的巨响像惊雷一样闯进了湘赣边陲的小山村，也闯进了幼年的凯丰心里。课余，他喜欢蹲在茶铺门口听挑担客商议论天下，把昨日刚学会的片言只语与邻家伙伴比划着复述，稚嫩却颇有条理。 1920年，他考进萍乡中学。学校里不少北大毕业生讲德文、谈卢梭，课堂外又有工友夜校悄悄传播马克思，思想的火苗在少年的心里噼啪作响。五年后，他迈进武昌高师，暑假回乡组建萍属农会，为北伐军提供粮草向导，一度受到蒋介石接见。谁料两年后“四一二”反转，旧友成敌，国民党通缉名单里赫然多出“何克全”三字。 在莫斯科东方大学，他第一次把自己的“口才”与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结合。“博古同志，这个江西小伙子写稿子像泼墨泻水，很有味道。”这是博古在一次内部讨论会上的评价。1930年归国，他被派往香港整顿共青团广东组织，旋即调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期间，凯丰与毛泽东初见。毛泽东欣赏他的文笔，却对他凡事听命于博古、张闻天有些不以为然。 遵义会议前夜，凯丰作为后卫代表，连夜策马赶进城。会上，他站出来反驳毛泽东——理由只有一句：维护共产国际的组织纪律。那句“泽东同志并未留洋，谈不上精通马列”在会场回荡，最终帮他“赢”得了一个空前冷场，也为日后无休止的误解埋下种子。毛泽东反问他是否读过《孙子兵法》，他默然。年轻的倔强在历史长河里只剩一抹苍白，但这并不意味着能力的否定。扎西会议后，他主动检讨，职务恢复。他以极快的速度完成了角色转换：在川北草地上带头批评张国焘南下路线；在懋功通桥集会上，撰稿支持中央北上方针；在陕北，他被任命为中央宣传委员会负责人，发起统一战线口号的舆论攻势。 1938年到了重庆，南方局挂牌。凯丰以常委第三位主持宣传口，并出任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老周，你干脆坐正吧，我给你打下手。”他曾劝周恩来。周恩来却回了一句：“你更懂大众报导，还是你来，我给你托底。”两人相视而笑，外间流传“凯丰是周公之上级”，其实职务表里的高低挡不住配合默契：周恩来抓统战，凯丰抓舆论，博古辅助内线，几个人用有限的经费办报纸、筹学术座谈，打破了国民党在陪都的话语垄断。 1940年，他回延安临危受命，出任中宣部代理部长兼书记处书记。整风运动里，他提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宣传口径，既保留了批评锋芒，又尽可能降低组织对个人的伤害。1945年七大召开，博古被定性“左”倾，凯丰因与博古私交甚笃，被票数挡在中央委员门外。外界只看到“落选”，却少有人注意，张闻天专门在会上向毛泽东建议：凯丰仍应留在宣传核心。“能力在此，暂失名分又何妨。”毛泽东点头。 新中国成立前夕，凯丰受命东北，主抓土地改革舆论及城市报业收编。七年里，他遍跑黑吉辽十数个市县，手里长年握着一本旧田赋册、一支短铅笔，白天访贫农，晚上打腹稿。共和国成立后，他调回北京任中宣部副部长，一度兼任高教部副部长，筹建中国作协与文联的草案也出自他手。不幸的是，1955年查出肝癌，手术后仍顽强坚持工作，直到次年冬天病重去世，终年49岁。 遗憾的是，他的名字常被贴着“遵义会议上反对毛泽东”的标签简单带过。档案室里那摞《新华日报》编务手稿、重庆地下文化战线的往来批示、东北剿匪与复刊方案，多年来鲜少有人翻检。于是，当何明站在南方局旧址抬头四望，心里难免不是滋味。他没有质怪工作人员——实际上，当年布展方案里确实把凯丰列在二楼专题里，只是限于篇幅与文物，最后呈现得不够醒目。可在儿子看来，那并不仅仅是“展示位置”问题，而是一个历史记忆是否完整的问题。 说来有意思，2012年，中央档案馆解密了一批南方局文献，凯丰亲笔稿首次大规模公开；2016年人民网推出专题，详细梳理他从江西学生领袖到新中国文化系统干将的轨迹。这几年，学界也开始把他与以往被过度放大的争议摘离开，只谈其在新闻、出版、统战宣传上的制度设计。有人评价：“若说周恩来是‘开门’的外交家，凯丰就是‘点灯’的文化管家。”褒奖是否准确见仁见智，但至少，他的故事终于走出那间暗淡的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