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甘肃张掖地委以及各县县委组建了五人小组，设立“红军西路军人员被害案”专案办公室，对当地曾迫害西路军的地方反动势力展开了全面且彻底的清查。 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主力部队两万一千八百余人，奉中央军委命令组成西路军，向甘肃西北部挺进，执行创建河西走廊革命根据地、打通国际交通线的战略任务。这支肩负重任的部队，在随后的数月里，遭遇了红军历史上最为惨痛的损失。 西征初期虽取得一定进展，但部队很快陷入多重困境。河西走廊地理环境生疏荒凉，部队机动性受到严重制约，后勤补给线漫长脆弱。该地区文化闭塞，民族关系复杂，当地群众对红军缺乏了解，甚至存在误解，使得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的工作举步维艰。更严峻的是，他们遭遇了盘踞西北、以凶悍著称的军阀马家军主力。马家军骑兵机动性远胜于以步兵为主的西路军，红军战士常常在夜间急行军后，白天即被敌军骑兵追上，被迫在不利地形下仓促应战。马家军为向蒋介石邀功，执行了极其残酷的“斩尽杀绝”政策。 在持续不断的围追堵截和残酷战斗中，西路军损失惨重。为保存力量，部队被迫分散行动。1937年5月1日，李先念率领的左支队余部四百余人历尽艰辛抵达新疆星星峡，在陈云等同志接应下脱险。然而，其他部队主力则在马家军的层层阻击下伤亡殆尽，仅有极少数人员突出重围回到陕北。数以千计的红军指战员被俘。 被俘红军官兵的命运极为悲惨。许多人遭到秘密处决或就地活埋。幸存者则被强制押往各地充当苦役，在工地、医院等场所遭受非人折磨。女战士的遭遇尤其令人痛心，除被杀害、活埋外，许多人被强行分配为奴仆或妾侍，身心遭受巨大摧残。在临泽等地，甚至有红军重伤员集中地遭到屠杀，其状惨不忍睹。 西路军的重大损失，马家军负有直接的主要责任。然而，在河西走廊广袤的土地上，依附于马家军的地方反动势力织就了一张严密的罗网，成为搜捕、残害失散和受伤红军官兵的主要执行者。这些帮凶的残暴行径，使得西路军将士的处境雪上加霜。 1958年，在中央和甘肃省委的指示下，一场旨在彻底清查、审判当年残害西路军将士的帮凶分子的行动在河西地区全面铺开。张掖地委及所属各县县委迅速成立了由五人小组领导的“红军西路军人员被害案”专案办公室，展开了缜密细致的调查取证工作。 专案组经过深入调查，将参与迫害西路军的地方反动势力明确划分为三大类： 1. 反动民团武装：这是对西路军造成直接伤害最大、最为凶残的一股势力。他们不仅是马家军作战时的辅助力量，负责物资转运、侧翼掩护，更在战斗间隙和战后充当“清乡”主力。他们沿交通要道设卡盘查，深入乡村搜捕失散红军，手段极其残忍。张掖民团第一团副团长韩绍华，不仅亲手杀害五名红军战士，更指挥手下在梨园口集体处决三十一名红军，并参与活埋三百七十多名被俘人员。临泽民团团副李成基则在红军撤离倪家营子后，率众对留下的五百余名红军重伤员进行了骇人听闻的大屠杀，连一名两岁的红军遗孤亦未能幸免。 2. 基层伪政权人员（警员、区长、保长、甲长等）：这些人利用其掌握的基层权力和组织网络，系统性地协助马家军搜捕、关押、转移和残害红军。永昌县设立的“红军遣送站”实为屠杀场，负责人肖辉祖指挥活埋红军近百人，其中十三人由其亲自杀害，他还积极搜捕失散红军送往武威马家军驻地。专案组仅在安西县一地就查实二十余名参与迫害的此类人员。 3. 恶霸地主、地痞流氓：这些散居乡间的地方恶势力，趁火打劫，对零星流落的红军战士实施抢劫、虐待和杀害。民乐县地主陈主藩将一名重伤红军弃于严寒中冻死；四坝乡的赵选普诱骗红军战士至家中，劫财夺枪后将其杀害；武威县清源乡地主何天祚、何天守兄弟以枪杀、活埋等方式残害流散红军二十余名；东乐镇地痞刘仁德等人劫杀三名红军战士。 专案组的工作严谨而全面。他们核查发现，河西地区大多数手上沾有西路军鲜血的帮凶分子，已在建国初期的镇压反革命、反霸、土地改革等历次运动中被陆续揪出并依法惩处。然而，此次1958年的专项清查，如同一次更精密的“筛网”，再次梳理出四百四十九名身负血债、此前尚未受到应有惩罚的漏网之鱼。这些人的罪行，在确凿的人证物证面前被一一核实。 1958年10月1日，在甘肃张掖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举行的公开宣判大会上，韩绍华等三十九人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