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一位21岁的女犯人被判处死刑，临行前，狱警问她还有什么想说的，谁知她竟回道：“帮我验身，证明我是处女！” 女狱警张姐的心猛地一揪。这半年来，她看着这个安徽姑娘从眼神发直的沉默，到偶尔在放风时盯着墙角的蜘蛛发呆。 修丽的手总在抖，那是常年握电烙铁留下的后遗症 ——17 岁刚到上海时，她的手还嫩得能看见青筋，跟着尹怀石学修收音机。 每天要焊上百个焊点，师傅说：“学好这手艺，能在大上海立足。” 张姐还记得第一次提审时，修丽蜷在椅子上，反复说：“他摸我头发，说要教我修彩电，把我堵在仓库里……” 声音越来越小，最后变成呜咽。 1990 年夏天的那个午后，仓库的铁门被尹怀石反锁，他嘴里的酒气喷在她脸上，她抓起台面上的锤子，不是为了反抗。 是想砸碎那台总修不好的黑白电视 —— 直到看见尹怀石 8 岁的女儿跑进来，手里还攥着半块奶糖，她的脑子突然一片空白。 验身的女医生回来时，眼圈是红的。“是真的。” 她把报告单递给张姐，上面的字迹很轻，“处女膜完整，身上有多处陈旧性瘀伤，像是被人拧的。” 张姐想起修丽藏在枕头下的小本子，上面歪歪扭扭记着日期：“3 月 12 日，他摸我手；5 月 7 日，仓库锁门；6 月 30 日，我想回家。” 最后一页画着个小小的家，泥巴墙，草屋顶，像她安徽老家的样子。 临刑前，修丽要求梳一次头。张姐找来木梳，梳过她干枯的头发，掉下来的发丝缠在齿间。 “我妈说，闺女要清白。” 她突然笑了，嘴角扯出一道疤 —— 那是尹怀石用烙铁威胁她时，她躲得快，被烫到的。 1989 年春节，她攒了 50 块钱寄回家，信里说：“师傅夸我手艺好，年后想带台收音机回去。” 其实那天尹怀石刚把她的工资抢走，说 “借我打牌，赢了分你一半”。 法警来带她时，修丽把小本子塞进张姐手里。“帮我烧了，别让我爹妈看见。” 她走得很稳，镣铐在水泥地上敲出 “哐哐” 声，像在数她在上海的一千多个日子。 1987 年刚到上海，她站在南京路的霓虹下，觉得每盏灯都像星星。 1990 年夏天，她蹲在苏州河边上，看着水里的倒影，突然想把自己沉下去。 尹怀石是在精神病院听说验身结果的。那天他正对着墙壁喃喃自语，护士念报纸上的消息。 他突然尖叫起来，把搪瓷碗摔在地上：“她没骗我…… 她真的没从……” 没人知道他说的 “从” 是什么意思，或许是指他三年来的骚扰从未得手，或许是指那个被他毁掉的姑娘，到死都守着她的清白。 修丽的老家，泥巴墙草屋还在。她爹妈收到法院寄来的骨灰时，才知道女儿杀了人。 娘抱着骨灰盒哭晕过去，爹蹲在门槛上，摸着修丽寄回来的那 50 块钱汇款单，上面的字迹被泪水泡得发涨。 村里没人敢提这事儿，只有村口的老槐树知道，那个总爱坐在树下织毛衣的姑娘，曾说过 “要让爹妈住砖房”。 多年后，张姐退休整理东西，翻出那本没烧的小本子。最后一页的背面，有行极轻的字，像是用指甲刻的：“我没脏。” 阳光透过窗户照在纸上，那些歪歪扭扭的字迹，突然变得清晰起来 —— 那是一个 21 岁的姑娘，在生命的最后，对这个世界的最后一声辩白。 上海的电子市场早就变了样，再也没人修黑白电视。偶尔有老电工说起尹怀石，说他疯了后总念叨 “收音机修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