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领袖毛主席对六亿人口最经典的三句解读。 第一句：“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从来也没有看见人以群分像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 第二句：“统筹兼顾，是指对于六亿人口的统筹兼顾。我们做计划、办事情、想问题，都要从我国有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 第三句：“除了别的特点之外，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美的画图。” 1950年代末，毛主席说：“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 新中国成立之初，整个国家还在一穷二白的底子上艰难起步，工业几乎是零基础，农村连吃饭都不稳。而这“六亿人”，不是负担，是希望。 1958年初，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十四次最高国务会议。这是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不是因为制度设计有多先进，而是因为它直接讨论了人口与计划的关系——这在当时是少见的。 会上毛泽东那句话：“我们国家人多好，还是人少好？我说现在还是人多好……”成了很多人口乐观论者的依据。但我们现在回头看，毛当时其实是“有前提”的。 首先是“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劳动力”。当时全国农业合作化刚推开，工业化刚起步，几乎一切都靠人手操作。搞大炼钢铁，修水利工程，没有机械设备，拼的就是“人海”。正因如此，他才说，“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这句话不是盲目乐观，是对那个特定历史阶段群众动员能力的真实判断。 但毛并不是一味否认节育。1958年，他在成都会议上还说过一句：“要节育，但不能一刀切。”这句话放在今天听来极为现代。当时农民普遍不识字，文化水平低，早婚成风，农村医疗条件差。你不能指望一个十几岁嫁人的女孩懂得避孕，也不能奢望她家里有能力负担什么节育措施。毛知道这些，他也知道国家的技术、资源远远跟不上。所以他提出“节育要分地区，有区别地推行”。 1970年代以前的中国，避孕药是稀罕物。在农村，很多人甚至尝试用土法避孕——吞蝌蚪、吃田螺……很多妇女因此中毒或感染，病死、致残者不计其数。在这样的现实下，谈什么控制人口，只是空谈。 毛泽东对这些情况是清楚的，他说，“节育要成为风气”，但前提是“要有条件”，要等到人口达到七亿、八亿的时候，大家才会真正紧张起来，才会主动接受节育。 第二句：“统筹兼顾，是指对于六亿人口的统筹兼顾。”这句话比第一句更具战略眼光。统筹什么？是经济发展、资源分配、医疗教育、城乡差别……一个国家，有六亿人，你不从最底层的人群出发，是根本管不住的。 这方面可以想到“赤脚医生”运动。1965年，国家正式推广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毛亲自推动，把城市医院的医生派下去培训农民，让他们学会最基本的医术，用最原始的方法解决农民看病难的问题。赤脚医生们没有文凭，却拯救了无数生命。他们提着药箱走村串户，背着体温计、听诊器，给孕妇接生，给孩子打疫苗。这就是“统筹兼顾”的实践——不是为了一个阶层，而是从最穷、最底下的人起步。 1973年，国家开始推广“晚、稀、少”生育政策，这时候的技术条件也逐步跟上了。卫生部开始研究避孕药，国产橡胶厂开始生产避孕套，很多地方建立了计划生育办公室。回头看，正是因为毛泽东从“六亿人口”出发，才把这件事从宣传层面慢慢推向了制度化。 但这个过程不是一帆风顺的。1957年，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提出《新人口论》，主张严格控制人口增长。他当时的观点引起了争议，说什么“再这样增长下去，中国人可能会侵略他国”——这是一个学术判断，却被视为“悲观论”。之后的大批判运动，让马寅初一度陷入困境。但毛泽东并没有公开点名批评他，也没有在文件中下令打压，而是任由学术界辩论。也正是这种“边放边收”的策略，让中国逐步摸索出适合自己的计划生育道路。 第三句，是毛泽东最有哲学意味的一句话：“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这句话放在今天，很多人会感到刺耳。但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却有其独特的合理性。 “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新中国刚成立那会儿，整个国家到处是断壁残垣。大部分人是文盲，工厂设备靠苏联援助，农村一台拖拉机都稀罕。但也正因为穷，才逼得人们要拼、要斗、要改命运。 “白纸好写字”，也不是一句空话。1958年之后，全国开展扫盲运动，农民办夜校，工人学文化。只要你愿意学，就有老师教你，就有集体力量支持你。 有时候，我们不能简单用现代标准去评价那个年代的选择。今天我们习惯从宏观数据讲人口红利，讲老龄化挑战，但在1950年代末，那些讨论没有什么意义——因为那时连孩子生下来能不能活下去都成问题。毛泽东的这些判断，有他那个时代特有的限制，但也有超越时代的思考深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