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 年，一位地主在敌人谈话时，趁机放走了被绑在树上的地下党员，新中国成立后，这位地主被捕并判了死刑，在临刑前，他大声喊道：“把我当年救过的地下党找来，替我作证！” 刑场的尘土被秋风吹得打转，张德顺的粗布囚服上还沾着早晨押解时蹭的草屑。 他的声音嘶哑却有力，像在石碾上碾过的麦粒，带着不容置疑的韧劲。 围观的人群炸开了锅，有人说这地主是临死前胡言乱语，也有人想起土改时他主动分粮的往事，开始交头接耳。 1947 年那个闷热的夏夜，张家庄的老槐树影影绰绰。国民党保安团的马灯晃得人睁不开眼，王继武把张德顺的黄酒喝得底朝天，嘴里骂骂咧咧地说要天亮就把绑在树上的李建民 “正法”。 张德顺看着年轻人胳膊上渗血的绳索，突然说要去柴房取些好酒，转身时顺手操起了墙角的柴刀。 李建民后来总说，那刀割绳索的声音像春蚕啃桑叶，轻得怕人听见。 张德顺把他推出后墙时，塞给他一个窝头和一把铜钱，“往东南走，确山县有你们的人”。 第二天王继武发现人没了，枪托把八仙桌砸出个坑，张德顺掏出二十亩地契才让他罢手，那些地是他准备给独子娶媳妇的家产。 土改工作队进村时，张德顺的八百亩地被插满了小红旗。农会主席马玉山在批斗会上念他的 “剥削账”，有人喊 “打倒张老财”，也有人小声说 “他去年饥荒时开仓放粮了”。 当死刑判决下来，张德顺在牢房里没喊冤，只是反复摩挲着掌心的老茧，那是多年扶犁留下的印记。 临刑前的呼喊让审判长皱起了眉。派人去信阳地委送信的骑兵扬起一路烟尘，李建民正在开生产会议，听说 “张德顺” 三个字，钢笔都掉在了笔记本上。 他翻身上马时，皮靴踩翻了门口的水盆，水花溅在刚发的棉布制服上，像极了当年逃脱时身上的泥点。 六十里路跑垮了两匹马。李建民冲到刑场时，张德顺已经被架上了土台。 他扯开衬衫露出左臂，那道绳索勒出的疤痕像条褪色的蛇，“同志们，1947 年 7 月 15 日夜里，就是这位张先生用柴刀砍断了绳子！” 人群突然安静，有人想起那年保安团搜查时，是张德顺把几个地下党员藏进了红薯窖。 中南军政委员会的复查档案里，记录着张家庄 37 户贫农的联名担保。 王老五的手印按在最前面，他在证词里写 “俺娘临死前，是张东家请的郎中”；村西头的哑女用歪歪扭扭的字写 “他教俺们认字”。 这些纸张泛黄的记录，最终让 “死刑” 改成了 “开明士绅” 的结论。 后来的汝南县政协办公楼里，张德顺的办公室总摆着一筐新摘的红薯。李建民每次来都要带瓶黄酒，两人坐在藤椅上，不说当年的惊险，只聊地里的收成。 1975 年那个秋天，他们最后一次在老槐树下相聚，张德顺指着树疤说 “就是在这儿砍的绳子”，李建民摸着他的手，那上面的老茧比当年更厚了。 风穿过槐树叶的声音，像极了那年夜里的低语。一个地主和一个共产党员，在时代的漩涡里彼此救赎。 他们的故事没有写进教科书，却在豫南的田野间，被老人们反复讲给晚辈听，说有些善恶，从来都不在标签上，只在人心最深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