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就是这么魔幻。1983年，成都某招待所工作人员周世凤夫妇，因翻录贩卖邓丽君歌曲磁带35盒被抓捕。法院以“翻录贩卖淫秽黄色磁带”罪名，判他们7年有期徒刑，并处100元罚金。几个月后，他们被无罪释放，理由是，翻录贩卖的是“黄色”而非“淫秽”录音磁带，“黄色”不构成犯罪，所以撤销原判，予以释放。 1983年，成都一对普通夫妇周世凤和李梅，因为翻录35盒邓丽君的歌曲磁带卖钱，日子还没过上几天舒坦，就被公安抓了。法院一句“翻录贩卖淫秽黄色磁带”，判了他们7年徒刑，还罚了100块。可没几个月，俩人又被放了出来，理由是磁带算“黄色”不算“淫秽”，不算犯罪。 1983年，中国刚迈进改革开放没几年，社会风气还挺保守。那会儿，国家刚从各种运动里缓过劲儿来，老百姓日子紧巴巴的，但思想管得严。邓丽君的歌，像《甜蜜蜜》《月亮代表我的心》，在港台火得不行，可在大陆却被贴上“靡靡之音”的标签。啥叫“靡靡之音”？就是听着太软、太甜，官方觉得这玩意儿会让人没斗志，跟当时提倡的艰苦奋斗精神不搭边。所以，这种歌在大陆不让公开卖，属于灰色地带的东西。 法律那块儿也好不到哪去。改革开放初期，法制建设刚起步，很多法律条文稀里糊涂。“黄色”和“淫秽”这俩词听着差不多，但咋区分、咋判，法官心里也没准谱。加上那时候文化管控特严，稍微有点儿出格的东西，都可能被扣上大帽子。这种背景下，周世凤夫妇撞枪口上，也就不奇怪了。 周世凤和李梅是成都一家招待所的普通职工，一个跑堂送水，一个打扫卫生，工资加起来也就几十块。80年代初，物价涨得快，俩人还有俩孩子要养，日子过得紧巴巴。听说邓丽君的磁带在黑市上挺抢手，一盒能卖5块钱，夫妻俩动了心思。他们凑钱买了台二手录音机，又弄了些空白磁带，晚上在家翻录，想赚点外快贴补家用。 他们不是啥文化人，更不是故意搞乱社会秩序，就是想多攒点钱给孩子买双鞋、交个学费。那年头，翻录磁带这事儿不算啥稀罕活儿，街头巷尾不少人干过。可谁也没想到，这么个小买卖，能惹出这么大麻烦。 1983年4月，周世凤夫妇录了35盒磁带，卖给了招待所的同事和附近小贩。没几天，有人举报了。公安上门一查，翻出录音机和几盒磁带，直接把人带走。5月，法院开庭，公诉人说这些磁带是“淫秽黄色”内容，危害社会风气。法官一锤定音：7年徒刑，外加罚款100块。那时候100块可不是小数目，够一家人好几个月的开销。 为啥判这么重？一方面是当时对文化产品的管控特别严，邓丽君的歌虽然没啥露骨内容，但在官方眼里就是“不良文化”。另一方面，法律界定模糊，法官宁可错杀也不放过，量刑就往重里判。可这事儿还没完，几个月后，风向变了。 判完没多久，有人觉得这案子不对劲。1983年10月，法院重审，说邓丽君的歌顶多算“黄色”，不算“淫秽”。这俩词有啥区别？简单说，“淫秽”是真有伤风化的东西，得有明确的下流内容；“黄色”就轻点，可能是暧昧、软绵绵的，但不至于违法。法院一看，磁带里没啥出格的，就是些情歌，定罪没依据，干脆撤销原判，把人放了。这反转来得太快，像演戏似的。可背后反映的是法律的不成熟。后来几年，国家对文化产品的态度慢慢松动，邓丽君的歌也从地下转到半公开，1980年代末甚至能在电视上听到。这案子就像个小插曲，反映了社会转型的乱七八糟。 被放出来后，周世凤和李梅回了招待所接着干活儿。日子照旧，没啥大起大落。他们没再碰磁带生意，老老实实过日子。退休后跟着儿女生活，2000年周世凤因病去世，2010年李梅也走了。他们的事儿成了街坊邻里的谈资，有人叹气，有人笑话，但更多是感慨那年头的荒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