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张学良钓完鱼，有点饿，就向一个老农要了几个红薯吃。当晚，张学良让卫兵给老农送点东西，老农打开一看，傻眼了！ 1938年，贵州修文县阳明洞，夕阳斜照在阳明河畔，河水泛着金光。一位身着便装的中年男子坐在河边，手持鱼竿，专注地盯着水面。他是张学良，曾经叱咤风云的“少帅”，如今却是个被软禁的“囚徒”。这天，他钓完鱼，沿着小路往回走，鼻尖却被一股甜香勾住了魂。 阳明洞的春日，山清水秀，空气里夹杂着泥土的芬芳。张学良被软禁于此已有数月，日子虽不自由，却被蒋介石安排得颇为“体面”。他的住处是一栋小楼，窗外是栖霞山的绿意，屋内摆满了从国内外搜罗来的书籍，甚至还有个网球场供他消遣。 蒋介石曾亲口对戴笠说：“汉卿的待遇，不能低于一个步兵团的军费。”这待遇在乱世中堪称奢华，可对张学良而言，锦衣玉食掩不住心头的孤寂。他常望着窗外，思念东北的广袤黑土，思念那些戎马倥偬的日子。 为了打发时间，张学良迷上了钓鱼。阳明河水清鱼多，是个好去处。可他每次垂钓，河边总是空无一人，安静得有些诡异。这天，他终于忍不住问看守刘乙光：“这河塘这么大，为何就我一人钓鱼？”刘乙光支吾半晌，才低声答：“为您的安全，我们把人都清走了。”张学良闻言，火气上涌：“岂有此理！几个钓客还能害我不成？”他瞪着刘乙光，语气里带着几分少帅当年的威严。 刘乙光不敢顶嘴，赶紧请示上头。没几天，河边便多了几个“钓客”。他们穿着粗布衣，操着本地口音，围着张学良聊鱼饵、谈技巧，偶尔还夸他“鱼技高超”。张学良听着这些恭维，脸上露出久违的笑意，浑然不知这些“钓友”都是特务乔装。他喜欢这种热闹，钓鱼的兴致更浓了。 这天午后，张学良收起鱼竿，沿着河边小路往回走。春风拂面，夹杂着一股甜香，勾得他肚子咕咕作响。循着香气，他来到一户农家小院。院子里，一个老农正蹲在火堆旁翻烤红薯，炭火映得他脸庞红彤彤的。老农抬头，见一群陌生人站在门口，愣了愣，随即热情地招呼：“来来，尝尝刚烤的红薯，甜着呢！”他叫李三星，五十多岁，脸上的皱纹诉说着生活的艰辛。 张学良盯着那堆冒着热气的红薯，喉头动了动，却迟疑着没接。乱世之中，他早已习惯了谨慎。身旁的卫兵也面露警惕，低声提醒：“少帅，怕不安全。”李三星看出他们的顾虑，爽朗一笑，抓起一个红薯，掰成两半，自己咬了一大口，递给张学良另一半：“我自家地里挖的，毒不了人！”说着，他嚼得津津有味，眼神坦荡。 张学良接过半块红薯，咬了一口，甜香在舌尖化开，勾起他久违的温暖。他笑着对李三星说：“老伯，这红薯真甜，比我吃过的啥山珍海味都好。”李三星摆摆手：“哪有啥稀奇，庄稼人就这点本事，能填饱肚子就不错了。”两人聊了起来，张学良问起李三星的家境，才知他家境贫寒，靠种地维生，屋里几个孩子连学堂的门都没摸过。 张学良的目光落在院角一个瘦弱的男孩身上，男孩正低头玩泥巴，衣服上补丁摞补丁。他蹲下身，摸了摸男孩的头，问：“这娃多大了？咋不上学？”李三星叹了口气：“八岁了。世道乱，饭都吃不饱，哪有钱读书？” 当晚，张学良回到住所，辗转难眠。李三星一家人的窘境在他脑海挥之不去。他虽被软禁，衣食无忧，可普通百姓却在乱世中挣扎求生。他叫来卫兵，递上一个包裹，嘱咐道：“送到白天那老农家，动作快点。”卫兵打开一看，里面是100法币——在1938年，这笔钱对乡下人家来说，堪称天文数字，够一家人吃穿几年，甚至能供孩子读书。 卫兵连夜赶到李三星家，放下包裹就走。李三星摸黑打开包裹，借着油灯一看，惊得手一抖，差点把灯打翻。 100法币！他攥着那叠钞票，脑子里一片空白，只隐约想起白天那陌生人的眼神，温和却带着一股说不出的气度。“这人，怕是个大人物……”他喃喃自语，心头五味杂陈。 次日，张学良照旧去河边钓鱼，河面上波光粼粼，可他的心思却不在鱼上。他想着李三星一家，是否已用那笔钱改善生活？乱世之中，他能做的，或许只有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事。 据地方志记载，李三星收到钱后，起初不敢用，怕招惹是非。他将钱藏在屋梁上，临终前才叮嘱儿孙：“这钱是个好心人给的，留着做正事。”那笔钱最终被用来修了村里的学堂，让包括李三星孙辈在内的孩子们有了读书的机会。而张学良的名字却从未在村里流传开来，他只是个“吃红薯的陌生人”。 张学良在阳明洞的日子，只是他54年软禁生涯的一站。此后他被辗转押往湖南、台湾等地，生活依旧“优渥”，却始终未能重获自由。直到1990年，90岁的他才彻底摆脱囚禁。晚年的张学良鲜少谈及往事，但他曾对友人说：“我这辈子，最对不起的是东北的父老乡亲。”那份对家国的牵挂，伴随他直到2001年去世。 张学良在软禁期间热衷阅读，尤爱历史与哲学书籍，这或许是他对抗内心孤独的方式。而他与李三星的故事，在当地民间口耳相传，成为修文县的一段佳话，至今仍有老人记得那“神秘的钓鱼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