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杀死太子李建成，对着魏征厉声责问说：“魏征，你为什么挑拨我和太子的兄弟关系？说不出就杀了你！”魏征一听，脸色不改淡定地回答说：“要是太子早听我的话，肯定不会有今天的祸事。 贞观元年七月二日，一场改变大唐命运的政变在长安城玄武门爆发。这一天，秦王李世民带领数十名亲信将士埋伏在玄武门，以逸待劳等待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的到来。 这场政变的发生绝非偶然，而是李氏兄弟长期权力斗争的必然结果。在这之前，太子李建成身为东宫太子，拥有庞大的势力集团，包括文臣魏征、杨师道等人的鼎力支持。 秦王李世民虽为次子，但却拥有赫赫战功。他征战沙场，为大唐开疆拓土，收服了众多名将如尉迟敬德、李靖、李世勣等。 东宫与秦王府的较量日趋白热化，双方都在积蓄力量。李建成与四弟李元吉结成联盟，多次谋划除掉李世民，甚至在一次宴会上在李世民的酒中下毒。 在这场权力博弈中，魏征作为太子李建成的谋士，曾多次向太子进言。他建议太子应该以天下大局为重，避免与功勋卓著的李世民发生直接冲突。 然而这些建议并未得到太子的采纳。李建成和李元吉反而加紧了对李世民的打压，甚至计划在一次军事出征的饯行宴会上除掉李世民。 玄武门之变爆发后，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被杀。这场政变的首要功臣是尉迟敬德，他率领精锐将士保护李世民，确保了行动的成功。 政变结束后，李世民将目光转向了曾经的对手魏征。面对李世民的质问，魏征不卑不亢地回答：＂臣作为太子的幕僚，有责任以忠心耿耿侍奉他。如果他当初听从臣的建议，就不会有今天的结局。＂ 魏征担任谏议大夫后，以其直言敢谏闻名于世。他在朝堂上直面皇帝，不避讳地指出问题，甚至多次让李世民在众臣面前难堪。 这种直言献策并非一帆风顺。有时皇帝会因魏征的言辞犀利而动怒，但每到这时，长孙皇后总能在关键时刻出面调和。 长孙皇后深谙为臣之道，她常常提醒李世民：＂有魏征这样敢于直谏的大臣，正是陛下圣明的表现。＂这样的话语往往能化解君臣之间的矛盾。 为了让谏言更加制度化，李世民设立了起居注官的职位。他任命褚遂良担任这一职务，专门记载皇帝的言行。 当李世民询问能否查看这些记录时，褚遂良坚定地回答说这些记录要留待后世评判。这种制度设计确保了对皇帝言行的客观记载。 在魏征的影响下，整个唐朝逐渐形成了开明的谏诤文化。大臣们不再惧怕直言进谏，皇帝也习惯了倾听不同的声音。 魏征在他的任职期间，总共向李世民进谏超过两百次。这些谏言涉及政治、军事、民生等各个方面，为贞观之治的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 李世民后来将魏征比作＂镜子＂，认为铜镜可以照见人的容貌，史书可以照见历史的得失，而魏征则可以照见为政的得失。这＂三镜＂之说，生动展现了魏征在李世民心中的地位。 这种开明的君臣关系在中国历史上实属罕见。它不仅体现了李世民的胸襟，也展示了魏征的忠诚与勇气。 直到魏征去世，李世民仍然对他推崇备至。皇帝感叹道：＂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魏征去世，朕失去了一面镜子。＂ 李世民与魏征之间的良性互动，为贞观之治奠定了重要基础。这种互动在多个重大决策中都发挥了关键作用。 在封禅泰山的决策上，百官都极力赞成这项彰显帝王权威的仪式。然而魏征却指出当时百姓尚未从战乱中恢复，不宜大兴土木，最终说服了李世民放弃这一计划。 对突厥政策的调整同样体现了君臣互动的智慧。在击败突厥后，李世民采纳了以怀柔为主的政策，不仅接受了突厥贵族的归附，还给予他们高官厚禄。 这种开明的民族政策取得了显著成效。众多游牧部落主动向唐朝称臣，最终推举李世民为＂天可汗＂，奠定了大唐在欧亚大陆的崇高地位。 在任用人才方面，李世民形成了独特的＂房谋杜断＂组合。房玄龄主谋划，杜如晦主决断，这种优势互补的用人方式极大提升了朝廷的决策效率。 李世民在实践中总结出了五大治国原则：不嫉贤能、用人所长、各尽其能、重用正直、一视同仁。这些原则的确立与魏征等大臣的建议密不可分。 为了将治国经验传承下去，李世民专门编撰了《帝范》一书。这本书不仅总结了自己的治国经验，更难得的是坦诚指出了自己的过失，告诫太子不要效仿。 贞观年间的政治清明在具体数据上得到了充分体现。整个帝国的犯罪率大幅下降，有一年全国只有29人被判处死刑。 在经济发展方面，长安和洛阳成为世界级大都会。当时世界上最著名的商业城市，有一半以上都集中在唐朝境内。 这种政治清明和经济繁荣的局面，离不开君臣之间的良性互动。从最初的对立到后来的同心同德，李世民和魏征的关系演变本身就是一部生动的政治智慧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