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因为亲戚公司的经济纠纷被连带限高，今天终于能重新坐上高铁了。 这十个月每次抢票都得避开G字头车次，时间成本翻倍不说，最焦虑的是错过两次重要商务洽谈。 限高令作为惩戒失信行为的手段无可厚非，但有三点现实困境值得探讨：其一连带责任边界模糊，并非所有被限高者都是恶意逃债人；其二高铁与动车票价趋同却采取差别化限制，实际惩戒效果存疑；其三对于真正想还债的人而言，跨城通勤效率直接关系到还款能力。 见过太多创业者因限高错过关键融资节点，也见过普通打工人因无法跨城兼职陷入恶性循环。 制度设计是否应该建立分级惩戒机制？ 比如允许被限高者申请必要差旅的临时解禁，用行程报备代替一刀切限制。 毕竟让失信者重新站起来赚钱还债，比单纯限制其行动更符合各方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