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傅作义几次请求毛主席释放陈长捷，也几次去功德林探望他，然而陈长捷每次见了傅作义都是怒目而视，“我上了大当，你做了起义将军，我倒做了战犯。” 1949年，天津战役硝烟散尽，陈长捷成了阶下囚，傅作义却因北平和平解放成了新中国的高官。到了1956年，傅作义几次跑到毛主席那儿求情，想放陈长捷出来，还亲自去功德林探望。可陈长捷一见他就火冒三丈，瞪着眼说：“我上了大当，你做了起义将军，我倒做了战犯。” 陈长捷和傅作义的缘分得从军校说起。1892年陈长捷出生福建闽侯，家里穷得叮当响，小时候差点被扔了，靠兄姐捡回来才活命。1915年，他考进保定军校第六期，成绩顶尖。傅作义比他小三岁，1895年出生山西荣河，家里条件稍微好点，1915年进保定军校第五期，毕业时拿了第一。俩人后来都投了晋军，傅作义靠着才华爬得快，1927年就当上旅长，陈长捷则在1919年经傅作义介绍，从基层干起，俩人关系挺铁。 抗战爆发后，陈长捷在南口战役和平型关战役打得硬气，带着第六十一军跟日军死磕，得了“抗日常胜将军”的名号。傅作义也不差，绥远抗战收复百灵庙，名声更响。俩人都是硬骨头，可性格不一样，陈长捷直脾气，傅作义更会审时度势。 1947年，傅作义当上华北“剿匪”总司令，把陈长捷推荐给蒋介石，做了天津警备司令。1949年解放军打过来，傅作义负责北平、天津防务，眼看大势已去，他选择了和谈，促成北平和平解放，自己也得了新中国的职位。可天津那边，他让陈长捷死守，结果陈长捷拼到最后被俘，成了战犯。 这事儿成了俩人关系的转折点。傅作义没提前跟陈长捷通气，陈长捷觉得自己被坑了。他守天津时，工事修得扎实，部队拼得狠，可最后还是没守住。傅作义这边却因为北平和平解放得了好名声，陈长捷心里能不窝火吗？他觉得自己是替傅作义扛了雷。 到了1956年，傅作义已经是水利部部长，陈长捷还在功德林改造。傅作义良心上过不去，几次找毛主席求情，想放陈长捷出来，还亲自去功德林看他。可陈长捷不领情，每次见面都跟吃了枪药似的，瞪着傅作义，甩出一句：“我上了大当，你做了起义将军，我倒做了战犯。” 这话听着刺耳，但也不难理解。陈长捷觉得自己当年听傅作义的，守天津守成了战犯，傅作义倒成了功臣，心里这落差谁受得了？傅作义呢，可能是真想拉兄弟一把，可陈长捷不买账，觉得这探望是来显摆的。俩人这时候已经不是一路人了。 陈长捷在功德林没闲着，积极参加劳动和学习。他跟杜聿明一块儿干活，读马克思主义书，还写心得，态度挺认真。1957年，他去参观武汉长江大桥工地，看到中国人自己建的大工程，感慨挺深。1959年，他终于被特赦，成了第一批放出来的战犯。 傅作义还挺够意思，在北京鸿宾楼摆了一桌请他吃饭。陈长捷去了，俩人聊了聊当年的事，握了个手，算是把这恩怨放下了。陈长捷后来回了上海，当了政协文史专员，写回忆录，留了不少史料。 这事儿得放到当时的大环境里看。1949年那会儿，国共打得你死我活，军人站队就是赌命。傅作义看清形势，选了和谈，赌对了，陈长捷一根筋守天津，赌输了。俩人都是军人出身，可路子不一样，傅作义脑子活，陈长捷太实诚。 1956年傅作义去求情，也不是啥作秀，他跟陈长捷几十年的交情，多少有点愧疚。可陈长捷那脾气，觉得自己吃了亏，哪能轻易咽下这口气？那句“我上了大当”不光是埋怨傅作义，也是埋怨自己没看清局势。陈长捷那句“怒目而视”的话，带着一股不甘劲儿，可到了1959年，他也想开了。
